“擂鼓诗人”的 精神气度

    今年是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让我想起了“擂鼓诗人”田间，想起了以他为代表的敌后“街头诗”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诗人们纷纷投入到反侵略的战争，诗歌成了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形式之一，诗歌创作盛极一时。那时候的诗歌作品，直接作用于那场战争，许多诗作成为了抗战文学的经典作品。同时，我也记起了与田间先生的一些交往经历，记起了那位“抗战老人”的精神风范。

    我印象中的田间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常人，是一位有个性的、值得敬重的长者。他是我见到的能称得上“大师”的人中最具有诗人的气质和性格的一位。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我调到河北省文联（当时叫省文艺组），那时我刚刚20岁，和田间先生做起了邻居（田间先生家在北京，所以在石家庄也是“单身”）。当时他住在北马路19号省文联的一间15平方米的平房里，办公室兼宿舍。他对诗歌的激情，他的执着，他的敏锐，他的创造力，一直到他的晚年都没有减退。那几年，他几乎隔不了多长时间就出一部诗集，诗集出版后，他裁一些白纸条，用小楷毛笔在上面题上字署上名字，用糨糊粘贴在书的扉页上送给同事和诗人朋友们。当时我为他贴过许多这样的纸条。

    在我的记忆中，很少有什么世俗的芜杂的事情能够干扰他的创作。他生活很有规律，很少有社交活动，好像也从没有到外边有过什么应酬。他的生活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每天早晨到食堂买一盆粥，早晨喝一半，留到晚上再把另一半热一热，买点食堂的菜和馒头，就算是一顿饭了；中午饭也是，食堂有什么，他就吃点什么，除了参加会议，我甚至不记得他曾和别人到饭店里吃过一次饭。对于俗常的事情，诸如人际关系之类，他处理起来很不顺畅，所以在我的记忆里，每天他基本上就是在自己的房子里读书、写诗、写字。

    有人问过我：“在写诗上，谁对你的影响最大？”我的回答首先就是田间。不是说在艺术上，我是说在做人上。田间先生身上有一种独有的诗人气质，他刚毅内涵，特立独行，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那样的政治环境下，他也把大量时间用于写诗。当时他担任河北省文联主席、《河北文艺》主编，但他不善于处理琐细的事务。那时候办公室是平房，经常能听到他在党组会上与人发生争执，但他仅有一次对我表示过苦恼。那是有一天吃过晚饭，我问他下午是不是又开会了，他茫然而又有些天真地对我说：“你听到了？一开会就吵。”

    田间先生生活中有很多别人不理解的习惯，比如，他每天喝的茶叶都要留下，第二天早上把剩茶叶放在炉子上煮一煮，然后吃掉。有一次我熬了一小锅玉米面粥，给田间先生盛了一碗，他说好喝，一定要我去给他买玉米面自己熬。第二天早晨我还在睡懒觉，田间先生就在门外喊：“小李，快起来。”我本名叫李立丛，所以他称我为小李。我赶紧开门跑到他的屋里，原来他把满满的一大碗玉米面一下子倒进了煮开的沸水里，怎么也搅不开了。后来我还问他：“您在解放区那么久，没有跟老乡们学学怎么熬粥？”田间先生笑了笑，木然地摇了摇头。

    田间先生回北京或者去外地时，总是把他房间的钥匙留给我，好替他接收报刊、信函，替他打扫卫生。而且出去时，他爱给我留一些便条（都是用小楷毛笔写的），我记得其中有：“小李，窗台上的饼干时间长了就坏了，你把它吃掉”“刊物不要少了，放好”“小李，去给我买一个能腌100个鸡蛋的小缸，买100个鸡蛋腌上”等等。有一次铁凝提醒我：“郁葱，那些小条你可该留着，都是文物。”我听了以后心痛不已，后悔怎么当时就没有把它们保存下来。诸如此类的故事有很多，现在省文联和省作协流传着许多关于我和田间先生的逸事，有的是真实的，有的是演绎的，无论是真是假，都说明了田间先生独特的性格。那位老人，真是单纯、稚气而善良。

    老人平日里话不多，基本上就是没话，但我也见到过他激动的时候。有一次我故意与他谈起“街头诗”运动，老人聊得很兴奋，他对我说，那是他的诗歌最辉煌最有价值的时期，那时候他们把自己写的诗篇写在墙壁上，写在岩石和大树上，看得出来他对那种生活状态依旧充满着向往。我问他闻一多先生是怎么称他为“擂鼓诗人”的，田间先生用浓重的家乡口音说，闻一多的话是这样的：“一声声的鼓点，不只鼓的声律，还有鼓的情绪。”后来我查了查资料，一个字不差。

    实际上，我们现在谈“抗战文学”，可能有一个现象或者说现实被忽略了：真正写作于当时的、直接作用于那场战争的、后来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在冀中这一带，田间等诗人创作的诗歌应该说具有最重要的价值。和田间具有同样价值的艺术家，还有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被遮蔽了的摄影家沙飞，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每天晚上，田间先生都写诗到很晚，有时他半夜叫我：“小李，来看看我的诗。”那时我写了诗也经常拿给他看，就像隔代人的交往，很自然，很自如。田间留给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是：我和他做邻居几年，经常请他看我当时写的诗，认为还可以的，他就把那一页折一下，不满意的，他就直接说：“这些不行。”从没有听他说过那些诗为什么“行”，为什么“不行”，他也从来没有对我讲过应该怎样写诗、不应该怎样写诗，这对我后来的影响极大，使我悟出了四个字：诗不可说。

    我现在不开作品讨论会，不善应酬，尽量不去讲课，尤其不去“讲诗”，这种“性格”大概就是这样形成的。我总想，也许田间先生想告诉我，诗可“悟”而不可“教”；也许田间先生想告诉我，诗可“异”而不可“同”。所以，他对我说过许多其他的话，唯独没有对我说过原本最应该说的诗歌。我曾经对一位诗友说过，与大师交往，感觉不一样，他们身上那种超出常人的状态，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性情和诗情，同时，也从他们身上获得了某种才情。

    其实，当有一天终要离去的时候，仅仅有两点能够留下，也仅仅这两点有意义，那就是人的品格和文字。

    还有，一个人厚重的、永恒的背影。

    （作者为当代诗人，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郁葱抒情诗》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