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伦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撰文指出,中国现代哲学深受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的影响,但中德哲学的交流并非是单向的,早在德国哲学影响中国哲学之前,中国哲学就曾对德国哲学家产生过影响。德国哲学家对待中国哲学的态度有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早在17世纪,通过传教士的译介,以莱布尼兹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家对中国哲学已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在理想化的基础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到了18世纪,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西方人在对待其他文化上的西方中心论倾向变得越来越明显与强烈,德国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评价也有了根本的变化,从赞美的对象变成了批判的对象,这在德国观念论哲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德国观念论者不再准备当不同文化的对话者,而要扮演其他文化的审判者,而审判的结果,总是被审判者不及格。进入20世纪,随着现代性危机的暴露,西方哲学家尤其是德国哲学家对西方思想传统的批判越来越深入,同时对中国哲学的态度也明显转变,即更多地是以理解和欣赏的态度对中国哲学作出大体正面的评价,尤其在马丁·布伯及海德格尔那里,中国哲学不再是一个衬托西方哲学优越性的低微他者,而实现了真正的对话。中国哲学家期待这种有益的对话在我们这个世纪能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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