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排名更重要的，是智库本身”

    编者按

 

    自2007年出版首部报告以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推出的年度《全球智库报告》广受世界瞩目。尽管此项排名并不完美，但是却如同打给各国智库的“叫早电话”，引发了全球智库界的震动与思考。同时，透过这一延续多年的研究项目，我们也能看到世界智库发展大势，寻找中国智库坐标定位。

 

    随着中国国力日益强盛、国际地位逐步提升，中国智库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这份榜单的显要位置。世界智库怎样看待中国，中国智库如何走向世界？本报记者专访了来华交流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负责人詹姆斯·麦甘博士，在与其对话中寻找答案。

 

    1.“中国在智库建设方面越来越有活力，潜力很大”

 

    记者：您此次来中国的日程安排非常紧凑，包括参加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举办为期五天的“中国智库领导力交流项目”，到访中国若干智库，参加小型座谈会，等等。请问您与中国智库界的交往是何时开始紧密起来的，您对中国智库建设的现状有何评价？

 

    麦甘：我对中国智库进行研究是从1990年开始的。当然，那时候的研究还主要是通过间接渠道，彼此之间的直接接触非常有限。近些年来，我越来越多地到中国访问，有时候是受到邀请，有时候是主动来与一些智库进行接触。我很乐于来中国访问，因为中国在智库建设方面越来越有活力，潜力很大。

 

    除了一般性的访问和调研之外，这次和人大重阳联合举办的“中国智库领导力交流项目”是一项比较特别的活动。我们举办了五天时间的交流活动，中国有几十家智库的管理者和研究人员报名参加，我们在讲座中做了多方面的交流，一方面让中国智库学者们更加了解世界智库发展趋势，一方面也增加了我所掌握的中国智库信息。我觉得这个项目进行得非常成功，因为我发现了很多很好的、积极的参与者。我相信这样的接触对于我正在进行的2015年度《全球智库报告》的工作会很有帮助。

 

    通过这几年的接触，我发现智库作用在中国正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尤其是这次来访，很多人也跟我谈起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我觉得这是很好的现象。中国的智库热潮是一个正面的信号，中国智库有很多很好的学者，他们的工作也进行得非常有成效。因此，过去15年间，中国智库发展有了实质性的变化，智库数量有很大增加。但是，中国为我所知的、能够进入我们年度榜单的智库，大部分还是官方智库，直属于政府或是和相关部委直接联系。他们的资金来源很有保障，研究工作也是为了单个部委服务，有比较畅通的资政渠道。因此这些智库在排名当中比较靠前，显得实力强大。但是在我看来，中国智库类型应当更加多样化，并且在智库的体制机制方面要进行改革，不能“新瓶装旧酒”。只有这样，才能帮助政府及社会研究出更好的政策。此外，在智库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上，中国智库也有待提升。

 

    记者：从2006年起，您开始对全球智库进行调查排名。当时中国智库的情况怎样？今天有什么变化？特别是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当年的《全球智库报告》里，中国智库数由2009年的74个上升到425个，排名也由2008年的世界第12位跃升到世界第二位。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变化？

 

    麦甘：最初的《全球智库报告》里，入榜的中国智库数量很少，大概也就40~50家。研究最大的难点在于，除了几家最出名的智库，其他智库的信息当时都很难获得。近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接触到的或者主动联系我们的中国智库越来越多了。原因主要是：首先，中国智库的国际交往在逐渐增多，向外界推销和宣传自己的意识越来越强烈了，我多次来中国，获得了很多中国智库的最新信息；同时，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正在快速发展，世界对新兴力量的关注度也在提高，这也帮助了中国智库排名的上升。我想你所说到的那个年份，正体现了经济实力与智库能力的相互联系。

 

    记者：中国学者普遍认为我们拥有2500多家智库，但您的榜单里，中国智库的数量比这个数字要少得多，即使去年也只有429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

 

    麦甘：的确有学者告诉我，中国现在共有2500家左右的智库。但是从来没有数据库让我获取关于这些智库的信息，我也从未在全球一些正规榜单中看见过他们的影子。我曾经反复询问这份名单到底在哪里，它的数据来源是什么，可是并没有得到这些信息。令我苦恼的是，中国很多智库没有自己的网站或者网站更新太慢，中英文双语网站更是少之又少。很多网站上没有智库专家的个人档案，甚至连有效的联系方式也不提供。对于国外希望了解中国智库的人来说，中国的很多智库还是个“谜”，很难找到足够多的关于这些智库的信息。

 

    我想，这里还有一个统计标准的差异问题。我知道中国很多高校的研究机构也自称为智库，但他们多以学科研究为主，并未对公共政策造成什么看得见的影响。因此，我很难去想象那些没有进入过我的视野的智库是否存在，或者处于什么状况。当然，我很愿意和其他学者合作，把这份传说中的名单完善起来，从而尽早确认中国到底有多少家智库。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也很有价值。

 

    2.国际智库发展：新趋势、新变化、新建议

 

    记者：美国智库数量世界第一，其顶级智库也是数量最多、力量最强的。您觉得美国智库有什么经验可供中国借鉴与学习？

 

    麦甘：在过去30年里，我考察了94个国家，从未建议哪个国家简单复制美国智库建设模式。同时，我经常讲起的一些智库建设经验也并不全都来自美国。然而，美国的经验的确是个很重要的借鉴。原因有三：首先，美国建立了占全球总数四分之一的智库，并且种类很多元化；其次，美国智库活跃度高，对政策影响力强；最后，美国智库发展过程中也犯过不少错误，我们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总结教训。总之，美国智库不但影响了美国政策制定，还对智库运作方式、发展战略、组织架构等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值得各国有甄别地借鉴参考。

 

    我想特别强调一点：美国智库也是分层级发展的。粗略统计，美国现有的1800多家智库中，大型智库只占100-150家，其他大部分都是基于高校等的小型智库，有的只有5~7个成员。他们的研究领域很狭窄，影响的也只是特定领域的对象。但他们也作出了很多贡献。

 

    记者：您对亚洲智库的整体评价如何？其中哪些国家有可能成为中国智库建设的强有力竞争者或参照对象？

 

    麦甘：我在研究中发现：美国、欧洲的许多智库，其建立与国际上一些重大事件紧密关联，比如一战、二战、经济大萧条，等等。这些区域的智库增幅在2000年之后开始有所下降。而在亚洲，智库的增幅却在逐渐加大，增长很快。为什么欧美智库增幅会降低？大概有两个原因：全球经济衰退，西方经济增速减缓；来自游说公司、法律事务所、咨询事务所等其他团体的竞争加剧，等等。而亚洲各国随着国家经济实力提升，对智库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我发现，亚洲智库越多，它们和西方智库的区别越小。因为现在亚洲智库也在进行着很大的改革，无论哪个智库，重视的核心因素都是智库产品的质量、参与政策的程度、影响公众的能力，等等。与美国智库最大的不同，或许在于智库跟政府间的关系。亚洲各国政府普遍支持智库发展，对智库的直接影响也较欧美国家更大。

 

    在亚洲智库中，中国可以更多地关注印度、新加坡、韩国等国。印度几乎所有智库都建立了英文网页，这使他们有很强的国际沟通和参与能力；新加坡国土虽小，但有很好的强国政策；韩国非常注重政策创新，对此有很高的热情。

 

    记者：根据您的研究，近年来全球智库建设出现了哪些新变化和新趋势？

 

    麦甘：首先，智库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间信息流动加速，信息循环加快，智库面对着更多需要回答的现实问题。国际参与者的不断增多也使智库之间的竞争愈加激烈。截至2015年，全世界有约6800个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平均每年约1200家的速度增长；1945年，联合国成员国有51个，而当前已有193个。这种增长重新定义了全球治理格局，将吸引无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参与竞争。面对这种新情况，智库需要以高质量的产品积极回应。

 

    科技进步对智库产生巨大影响，重新定义并改变了智库的工作方式。信息获取对于智库至关重要，不管哪个国家，建设智库必须要了解科技、掌握科技。据我了解，部分国家政要每天只花少于30分钟的时间阅读杂志，Twitter比杂志更加有影响力，人们也更多地利用移动设备发布图片、传递信息，我们需要更好地掌握信息科技，提升智库研究能力。

 

    信息化带来了“政策飓风”。今天，没有什么运动和趋势是地区性的，都可能波及全球，例如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由于变化速度加快，人们更多地关注短期的经济发展周期，或者说是政策制定的周期，所以智库需要帮助政府制定决策，专注于短期的经济影响。

 

    概括来说，智库建设面对着三个“更多”——更多的决策、更多的竞争、更多的冲突，同时也出现了另外三个“更多”——更多的想法、更多的伙伴、更多的创新。为此，智库需要了解当前趋势，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携手媒体与企业更好地发挥作用。

 

    记者：中国政府现在高度重视智库建设，智库自身也很积极。如何建设好中国智库？我们想听听您的建议。

 

    麦甘：中国现在面临经济转型、区域平衡、老龄化等许多问题，对政策制定形成了巨大考验，也为中国智库营造了可以作为的广阔空间。我提出以下几条建议：

 

    中国智库必须进行体制机制创新，扩充智库的多样性，建设更多高质量的高校智库、社会智库等，使智库体系更加完善、更有活力；

 

    招募具备新技术与新观念的员工，采纳创新方法和创新产品，增强战略沟通、推广传播等现代技能，并营造双语甚至多语言环境；

 

    建立相应的政策激励员工提高生产率进行政策创新；

 

    要有问题意识，增强研究的现实相关性和政策影响力，确保研究质量和完整性；

 

    要善于利用信息图表、数据库从事研究，建立和完善自己的数据库；

 

    创建国内智库网络，共享公共政策信息，加强彼此沟通联系；

 

    增强与国际智库的沟通联系，开展合作，在世界范围内提升智库影响力。

 

    3.“《全球智库报告》只是衡量智库的标尺之一”

 

    记者：2006年，您发起智库项目（TTCSP），至今已经连续发布了八本年度《全球智库报告》。有人对您的报告提出质疑，但大部分人相当重视。例如，在前两天的交流中，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傅莹就评价其为“打给中国智库的叫早电话”。对此种种，您怎么看？

 

    麦甘：我非常重视智库所扮演的角色。他们致力于构建更好的社会，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们也应当被社会更好地了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对智库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的研究，并先后尝试创建美国智库数据库、世界智库网络，召开各类智库会议。很多人问过我类似的问题——世界上哪些智库是顶级的，自己的智库居于什么地位，等等。我很难给出权威答案。于是，我开始考虑：是否可以设定一些具体指标，请各国专家对世界智库进行综合评定？于是就有了《全球智库报告》。

 

    值得强调的是，这是一项相当庞大而复杂的工程，我们9年来一直在为增强其权威性、公正度而努力。然而，我们无法断言这一排名完全正确，它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同时，《全球智库报告》只是衡量智库成就和影响力的标尺之一，我们从未排斥和贬抑过其他的任何评价方式与产品。这一项目设立的初衷是帮助智库这座沟通政界与学界的“桥梁”建筑得更加牢固，也帮助各国智库更加清晰地看到自己所面临的形势。我认为，比排名更重要的，是智库本身，是智库的成长与发展。我们也欢迎更多研究者加入我们，或者与我们深入探讨。

 

    记者：请介绍一下TTCSP的调查流程、专家小组情况。

 

    麦甘：我们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排名机制和工作流程。首先，每年3月，我们会向项目专家库中的人员以及其他感兴趣的公众发送邮件，邀请他们登录项目组网站，来提名有资格参加项目组的“国际咨询委员会”人员名单。这些人包括记者、决策者、捐赠者、智库、相关专家等等，目前已经累计超过20000人。随后，项目组确认最终的专家名单。5月，我们会按照最新情况更新全球智库数据库，向系统中的7000多家智库逐一发送邮件请其提交资料。八九月，召集专家提名自己认定的顶级智库。一家智库至少要得到十个提名才能进入下一轮投票。10月初，进行第二轮投票；投票完成后，由专家小组评审确定最终榜单。

 

    曾经有人向我提议，确定25位左右的专家作为固定的专家小组，每年参加评审工作，我拒绝了。我们的专家小组不但涵盖广泛、有代表性，而且每年都是开放的、动态的、透明的。

 

    记者：可以看出，您的团队主要是借助调查问卷，采取整体印象评价法来完成排名。有很多人担心，这样的评价会不会有太重的主观色彩，存在偏见？您怎么看？

 

    麦甘：为了规范和限定专家组的评价标准，我们经过长期探索、修正，给出了一系列评价指标。现在的评价指标大体分为资源指标、效用指标、产出指标、影响力指标四大方面，每个方面都细化为若干个具体要素，专家在此统一框架下作出衡量和评价，尽可能做到公正客观。

 

    有些人对《全球智库报告》的数据来源和方法论存有疑问。早期我的方法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人们也不愿意或者没有信心去给全球数千家智库进行排名。但现在这份排名被逐渐认可了。当然，我们还在努力完善排名程序，每年都会有一定的改进，也增加了一些分类榜单。

 

    现在，2015年的智库提名工作已经开始了。在宾州，我的50个实习生已经开始更新7000多家智库的数据库，并和每家智库取得联系。我也非常希望能在今年的榜单中见到更多中国智库的名字。如果哪家中国智库有信心参加排名却没有收到我们的调查邮件，欢迎主动与我们取得联系。（本报记者 王斯敏 张胜 本报通讯员 臧舒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