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英国衰落的谜团

    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强国，英国自1880年代以来路下滑，至今仍然囿于“英国病”的困扰，以至于朝野上下一片悲观恐慌，遍求原因而不得。如果我们相信文化可以影响人的思维，进而通过这种被改造了的人来影响整个社会与国家的发展，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英国19世纪中期以来衰落的根源是否就存在于她的文化中？时任美国休斯敦大学历史系教授马丁·纳威在其成名作《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1850—1980》一书中显然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一

    作为一本文化史名著，就像作者自评的那样：“本书是英国精英阶层特有的混杂性、贵族的‘衰落’过程比以前认为的到底长多少慢多少的第一本书，它也是引起对日益专注于20世纪英国民族特质的第一本书。”该书出版于八十年代，恰逢著名的撒切尔夫人改革之时。在激烈探讨“英国病”病因的大背景下，本书毫无意外引起政学两界的广泛关注。全书分四篇共八章，分别从英国的历史背景、现代文化价值观的形成、乡绅文化价值观对工业价值观的改造与演变、这种价值观在各阶层不同身份人之间的传播及其最终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工业造成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而详实的论证。

    作者首先概括了英吉利民族对其丰硕的现代工业成果的不安和对其一手开创的工业主义价值观的不满，他们将这种不满与传统的“英国生活方式”——“它强调非工业、非革新和非实利的品质，极好地罩上了乡村的面貌”——相对立，从英国工业成就达到顶峰的维多利亚时代开始，就埋下了注定走向衰落的种子。

    作者认为，从维多利亚朝开始，在英国的中上层阶级中，有两个主要群体同时接受了这种保守价值观的改造。一是贵族与新兴工业资本家的妥协与融合，即贵族和平让渡权力，以获得上流新成员在时间上给予的宽限，并使后者开始接受贵族传统的价值观，包括最重要的绅士观念。是现代职业的兴起造成的中产阶级的乡绅化。这种现代职业主要是指自由职业者：律师、医生、公务员、新闻记者、教授和文学家，他们所代表的自由主义，“以相对超脱于收入竞争为其特点”，其发展助长了正在形成的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文化遏制。这两个过程都是通过公学教育和剑桥牛津的大学教育实现的。在这种教育体系中，任何可能与商业利益、工业效用相关的学科，都被从道德的高度加以鄙弃，它们为英国上流集团重赋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对这种19世纪中期才形成的乡绅文化观的影响的描述，占了本书的最大篇幅。威纳从思想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建筑师等等名人名家的作品和语言中抽取大量对英格兰乡村标准图景的怀念和对工业社会相应的憎恶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反工业主义的乡绅文化已经成为英国文化的主流；从政党、教会、劳工团体等组织对待工业的态度来进行分析，证明这种保守文化形态和价值体系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思维模式，其后果必然就是工业精神的衰落。这样的叙述明确地回答了本文开篇的问题，即：英国19世纪中期以来衰落的根源就存在于她的文化中。

二

    在三大经济要素（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和各种经济学理论都已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英国病”的病因之时，威纳的这本书另辟蹊径，从文化形态思维方式的角度给出了独特的诊断结果，实际上也暗示了治疗该病的不二法门，着实令人耳目一新。但我们仍不禁要问，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文化，特别是中上层阶级的文化，真的能决定一个大国的兴衰吗？

    答案是可以商榷的。实际上，物质生产发展方向的惯性和文化对物质生产的影响力度（这一点当然是通过文化对人思想上的影响进而间接作用到物质生产上）相比，前者显然要大于后者，而且两者之间还有一个足够大的时间差。也就是说，与生产力的客观发展相比，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其对物质的反应，总是相对慢半拍的。

    特别是在工业革命和第二次科技革命期间，生产力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基本上是从基层突破并发展的。包括文艺、政治、思想等在内的上层建筑，总是在物质基础科学技术已经展开了变化后，才有相应的各种反应。就像对工业主义精神的反感是在工业发展在维多利亚朝已经达到顶峰后才开始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也是在现代性已经成为主流的背景下开展的。英国所谓的衰落只是相对而言，其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仍是主流，从后续历史来看，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仍然是绝对的。因此，在工业资本主义巨大的惯性下，保守文化特别是中上层的价值观念所能起到的阻碍作用实际上有多大影响，是有待商榷的。甚至作者自己也不讳言：“（相比于牛津剑桥所代表的教育系统对工商业价值观的轻视）市民大学是这一原则的一种例外，因为它们企图提供一种更现代化、更实际的教育。”虽然作者旁征博引论证细致，但在给予读者体大思深之感的背后，仍有言过其实混淆主次的嫌疑。

    此外，即使单独考察中上层阶级的思想文化方面，也并非就像作者想表达的那样，全都是趋于保守向往英格兰传统田园风光而鄙弃工业发展和创新进取精神。作者在叙述中列举了各行各业精英名流对工业主义精神的猛烈批判，包括立场上针锋相对的左右两派在这个问题上似乎都取得了高度的一致，但是这种对工业主义批判的高度一致性，掩盖了批判的出发点与目的之间的巨大差异。保守主义者对工业主义精神的批判，源自对英格兰乡村的幻想和对乡绅观念的坚持。而左派，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则更多是源于对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批判，其目的并不在于反对工业创造，相反，工业化是共产主义的前提和基础，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大工业将会得到真正的大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工业革命孕育着无产阶级革命和新的社会制度。“大工业使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成为绝对必要的，在这个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单个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所有人的需要来领导。”而摆脱了私有制压迫后，大工业的“发展规模将十分宏伟，相形之下，目前的大工业状况将显得非常渺小，正像工场手工业和我们今天的大工业相比一样。工业的这种发展将给社会提供足够的产品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因此，反对“崇尚竞争、重利轻义、热衷发明、注重效率的工业主义”，并不等同于无条件地对英格兰传统乡村生活的向往。不区分这两者，就会混淆不同派别对待生产力发展的态度，便看不到不同态度的人对待“英国病”开出的不同的药方，进而趋向于接受威纳的诊断：“这种诊断中暗含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想，足以引起右翼实权派的思想共鸣，尤其是内阁大臣的欢心……（他们）从中寻找依据，重申自由竞争的市场理念，反对强势的工会组织，压缩扩大福利开支。就某种程度而言，这本书对撒切尔夫人在八十年代实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虽然在一些技术层面，作者坦承：“本书在阐释论题和挑选例证时，必定仅做了一些粗线条的勾画，而没有量化大量的证据。”另如译者序中所指出的那样：“作者过分夸大了反工业主义倾向，并把文学上对工业资本主义弊端的批判与反工业主义混为一谈。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不能从社会发展不平衡方面去分析原因。”但这都不妨碍我们重视这本文化史名著。世界上像美国一样没有沉重历史包袱的幸运国家并不多，工业化高度发展的今天，许多国家迟早都会面临英国已经碰到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和相对年轻但来势汹汹席卷生产生活每个细节的工业资本主义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这是我们社会内部“不可避免的文明冲突论”。如果说在英国的衰落过程中，形成于维多利亚鼎盛时期的思想和传统价值观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话，那么当初英国能成为工业革命首发国，称雄世界百余年，其成功可能也有来自其更早期的传统思想文化的滋润。因此，传统文化与价值观是多元的，其与历史进程的关系如何，也看后人想要说明哪个方面。我国历史源远流长，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如何开展对这些精神资源的因势利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不是成为阻碍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思维堑垒，《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一书所提出的问题是有参考意义的。

    （昝涛：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董雨：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