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陆克文先生,您好!我们从您的新身份谈起。您卸任总理后担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福中心高级研究员,去年又成为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主席。从政界领袖到智库领袖的身份转变,感受如何?
陆克文:我很享受现在的“智库人”身份,感觉很有乐趣。在我看来,智库这个角色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当今世界,人类面对来自经济、气候变化、安全等多方面的共同挑战,需要更多有远见和判断力的研究者思考问题、研判现实、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为增进人类福祉作出贡献;也需要更多人和组织发挥桥梁作用,增进各个国家之间的交流与理解。在这种情势下,智库应成为国家交往的桥梁,并为制定决策提供参考。
记者:您曾经在谈话中驳斥过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六大误解。您认为中国应该怎样更好地说明自己、破除误解?智库在其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陆克文:在我看来,处理国际关系主要需正确对待三个问题:第一,思维方式。消极或者积极的思维方式显著不同,会直接影响两国关系的根本定位;第二,理性认识。要把客观认识和主观的看法、立场分开,排除误解,建立起清晰的、正确的认识;第三,建立国家之间交往的、非官方的畅通渠道。国家之间的交往既有官方途径,同时又需要一些非官方渠道。在协调政府间关系中,智库应当发挥民间“第二轨道”的重要作用。
在对外交往方面,智库与智库之间的交往一般而言是极具思想性的,他们了解政策,有预见性和知识储备,有能力开展深层次交流。因此,这种交往应该直面难题,以促进问题解决为目的,在互相理解、互相敬重、尊重彼此政策“红线”的基础上,更加深入、真诚、坦率地交换意见,而不是只做些表面功夫。
记者:如您所知,我们正致力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对此,您有何建议?
陆克文:我留意到中国最近几年来提出要加强智库建设,并且在今年年初针对这一问题专门发布了一份文件,指出了中国智库在未来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中国智库是中国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很好的现象。
有人说中国智库还不够成熟,跟美国顶级智库相比还有不小差距。但我觉得两个国家特色不一样,不一定要用美国的智库标准去衡量中国智库。
中国智库里有不少很好的学者。我和他们有过很多接触,感到他们确实在为了辅助决策而努力。但与此同时,智库里也应有更多的前政府官员,他们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对解决现实问题很有帮助。我举个例子,我在亚洲协会建立了政策委员会,以推进亚太区域一体化。政策委员会的委员不仅来自美国,而且还包括许多其他国家的学者和前政要。我们互相尊敬,在坦率的气氛中交换意见,向解决问题的方向共同推进。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智库组织方式。
同时,智库不能关起门来搞研究,基于固有观念来作出判断,而是必须始终带着问题意识,在坦诚沟通与平等的对话中解决问题,形成对国家政府和国际机构的决策有参考价值的报告。
记者:您是第一次参加全球智库峰会,对此有何感受与期待?
陆克文:接到邀请,我对这样的全球智库盛会充满期待,事实证明这种期待是正确的。中国以开放、包容的胸怀邀请世界各国,同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这是中国智库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积极展现。作为一名“智库人”,我非常荣幸有机会见证中国智库的成长和发展。我建议,中国智库今后可以邀请外国智库,建立政策委员会或工作小组,专攻某一具体政策问题,开展多边化的智库活动,凝聚全世界的智慧来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本报记者 王斯敏 张 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