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大畏：回归初心

    “今天，我之所以能如此惬意地进行艺术创作，主要是因为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坐在画室里，施大畏发出这样的感叹。如今的他，已是中国当代画坛举足轻重的名家。在他眼里，一个人从成长到成熟，如果有点成绩，不仅仅是靠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精进。

 

    “其实，周边方方面面的人对于我的成功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如果当年没有他们的支持，我可能就不画画了，人生的道路也可能完全两样。”施大畏说。

 

成长的积淀

 

    施大畏的艺术生涯充满了各种“神奇”。他自幼热爱画画，初中毕业时被分配到了一个建筑公司当了名油漆工人。

 

    正是这份与艺术不怎么沾边的工作，却给了这位热爱绘画的年轻人更多从事艺术创作的机会。

 

    在施大畏的印象中，公司领导对他很好，得知他喜欢画画之后，专门批钱让他去买颜料等画材，在食堂的墙壁上绘毛主席像。

 

    那个时候，公司在安徽的山区里盖房子，一盖就是两年。山里的工作和生活有些单一，有些“与世隔绝”。可是，每天朝伴雨露，夜伴星辰，施大畏并不觉得无聊，在这乏味的“苦”日子里，他“经营”着自己一片生机盎然的小天地。他在自己睡的上铺上搭了一个小桌子，每天干完活，就在小桌子上画画。

 

    由于绘画才华卓越，施大畏被挖掘、被发现，并逐渐得到赏识。三年后，他被调到机关搞宣传工作。但是，每天接触最多的还是建筑工地和工人生活。

 

    那时，工地上的老工人和宣传科的领导对这个“小孩儿”给予了诸多关照。毕竟年纪轻轻，施大畏经常会想家，一闹情绪，领导就派他去上海买颜料、买乐器，顺便回家看看。

 

    身边的人简单而朴素，成为支撑施大畏坚持绘画的动力。许多年过去了，他回想起工人师傅们那种朴实的感情，犹觉珍贵和感激。

 

    凭借在建筑工地上的亲身感受，施大畏创作了《祖国处处是我家》《万丈高楼平地起》等作品。这些作品造型准确，形象塑造真实，气势博大，不媚俗，完全是基层生活的写照。

 

    这也成为施大畏后来艺术创作的一贯风格。

 

    1978年，已经画出点名堂的施大畏被借调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画连环画。走上了专业美术创作之路，他虚心向出版社前辈学习，开始在中国画上汲取养分。后来，又考入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进行系统学习，并将中国画和书法用笔的表现技巧运用到连环画创作当中。

 

    接下来，连环画《清兵入塞》《暴风骤雨》先后在全国连环画创作评比中获奖，作品《我要向毛主席报告》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作品《亲人》参加全国优秀美术作品赴京展览……早已在施大畏心中发酵多年的画家梦，在这一时期迸发出惊人的力量。

 

    此后的八年时间里，施大畏画过多少幅画连自己都数不清了。

 

    1986年，施大畏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毕业，调入上海中国画院任画师。五年之后，成为中国画院副院长，2004年，正式升任院长。2012年，任上海市文联主席。

 

    当初，提着油漆桶在建筑工地上干活的那个施大畏，自己也想不到后来的这一切。梦想，总是在不经意间，为他指引着未来的方向。

 

创作的感悟

 

    施大畏的作品，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磅礴的气势。他不喜欢画虫草花鸟，不追求绘画的闲情逸致，而更醉心于从恢宏的历史中寻觅人类不断战胜自然、战胜自我的轨迹。

 

    “如果不去悲悯战争中死伤那么多的平民百姓，如果不去体悟中国人那么多的悲欢离合，只管躲在书斋中涂几笔花草，虽然确实雅，但并不是我所追求的。《清明上河图》那样有名，不在于它技巧上有多高超，而是在于它记录了一段历史。”施大畏说。

 

    施大畏的绘画创作，自始至终都在观照生活、观照社会、观照历史、观照人性。那种扎根在土地和人民中间的原始朴实的美，始终贯穿于其作品之中。

 

    无论是长久以来作为一名普通的画家，还是近些年来社会所赋予他的那些形形色色的艺术行政管理者角色，施大畏的所作、所思、所虑、所惑，无不是基于对当下生活的深切感受。哪怕描绘的是远古神话，出发点依然是他所熟悉感知的现实世界。

 

    历史画一直是施大畏最钟爱的题材。“画历史画是我们这代人在回望、追寻过去的事情，从中可以感受到后人对先烈的尊重。”

 

    施大畏的历史画大都悲壮、苦难、宏阔，而且洋溢着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蕴含着他对历史的深度思考和追索。《大禹的传说》《国殇》《兵车行》《天京之变》《长征》《归途——西路军妇女团纪实》《皖南事变》，一系列的作品取材无一例外均是人类历史上的重要阶段或重要事件。

 

    施大畏曾说：“我画画，其实就是在经历着别样的人生，深刻体验着描绘对象的生活与感情。”为了创作《朱德在井冈山》，当时28岁的他只身一人到井冈山采风，在当地无亲无故，只能住在简陋的招待所。

 

    有一次，施大畏迷了路，到一个不认识的当地人家里吃饭，那是他人生第一次尝到野猪肉的味道。一个多月里，他到处走，采访了很多人，也画了很多人。

 

    施大畏来到当地人家，老乡把向日葵掰下来，一人一半，嗑着瓜子唠嗑。正是在这样的体验中，他加深了对社会生活的感悟，加深了对作品中诸多人物命运及生存环境的观照与思索。

 

    缘于这样的艺术观念与实践，施大畏的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穿透力和张力，能够表现出艺术对象复杂而丰富的内涵。

 

    1996年，施大畏在榆林高家坡的小山村，给当地一个老汉拍了一张照片。镜头中的大山和窑洞，充满了生机。2009年，他又去了一次，碰到这个老汉，又给他拍了一张照片。人胖了，老了，但是山和窑洞都没变，还是老样子。

 

    城市文明的迅速发展似乎并没有给这个普通农民的生活带来任何改变。“中华民族就是靠这批平凡的农民在养育着我们这批画家、艺术家。没有看过这两张照片，你哪能懂得人民真正的生活？不懂得生活，哪能画得出好作品？”施大畏说。

 

    施大畏曾在《文汇报》上对于青年人的创作讲过一段话：“年轻人缺生活，有生活的作品就大，没生活的作品就小。每个人的周边都是生活，你要用一种感情去感悟他，纯粹被利益驱动以后，这种感悟就没有了。”

 

    “文艺创作有高原，无高峰。”对于这个问题，施大畏说：“回到我自己当初建筑工人的身份，重新产生一种平常心，感悟当时对这批平凡人的情感，慢慢去打磨，就能攀登高峰。创作不能浮躁，要重新回到原点。不光是要回到生活，还要回到一个平常的人，重新去思考，你将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将走一条怎样的道路，终极目标是什么。”

 

    “20世纪80年代初，我看过一部日本电视连续剧《姿三四郎》，剧中一个车夫突然有一天变成武术名人，但后来还是重新回去拉车了。”施大畏说：“道理是一样的。人到了一定的程度，就该回归初心。有了一定知名度之后，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就忘掉了。其实原本就是个简单的人，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中，人都是不起眼的小浪花。”

 

    施大畏说：“只有把自己看做普通人，有平常心，然后才有可能重新找到一种感情，找到一个作品的灵感，找到平常人对待事情的看法，才能对社会、历史产生一种敬畏之心。感恩容易，保持敬畏之心很难。”

 

责任的担当

 

    2010年，施大畏曾赴山西的一所希望小学考察参观。学校的硬件很好，教师学历高，工资也不错，孩子们吃住都没问题。

 

    但是，施大畏更关心的是，学生们无论课上课下，只有课本，没课外读物可看。由此，他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妈妈给我订了《儿童文艺》《少年时代》，这些杂志和读物，有时能够影响一个孩子一辈子。”

 

    偏远贫困地区的儿童信息如此闭塞，让施大畏十分牵挂。在文化基础较差的地方，更需要用对社会整体关怀的感情去作文化和艺术的传播。

 

    后来，施大畏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写了提案，呼吁国家把更多的儿童图书送到山村的学校里去。

 

    施大畏认为，艺术家应该要有担当，要用艺术满足社会的需求。如果艺术家跳出个性的局限，去思考社会的、共性的问题，艺术空间也会很大。

 

    “艺术家来自源于群众，服务于群众，有时可能会被头衔职位，或是名气利益所困惑，其实，我们忘了自己也是普通百姓中的一分子。事实上，只有心里始终怀揣着人民，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才能使我们的作品有温度、打动人。”施大畏说，艺术家有话语权，有影响力，面对这片土地上所有养育着他们的人民，需要有所交代。

 

    艺术家需要有一颗赤诚的心，真正去关注、热爱这片土地。

 

    在施大畏看来，文艺工作者应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去提升公众的文化艺术欣赏水平，要有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思考。只有在公共文化服务建立起来之后，才能形成完整的社会体系，才能建立书香社会，让整个社会的浮躁慢慢静下来。文艺工作者需要对公众负责，承担起文化传播和引领的责任。

 

    “要怎样表达核心价值观？最好的表达形式，我认为就是文学艺术多元的成果。”施大畏说。

 

    有评论家称，绘画对于施大畏而言不是一种娱乐，而是一种责任。在绘画艺术的道路上，他更像一个苦行僧，具有强烈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并不是别人强加的，而是他自己给自己的重担。

 

使命的传递

 

    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眼看着商业化、娱乐化、快捷化的趋向正逐渐消磨着社会文化对艺术的坚守，这种担心和焦虑一直盘桓在施大畏心里。“现在为什么许多作品，有技术没有内涵？画室大了，离生活远了。有市场了，责任差了。”

 

    中国的艺术史是辉煌的。自改革开放以来，宽松环境与国家日渐走向富强的现实也给艺术发展带来了宝贵契机。但与此同时，现今的中国画家面对的不仅是鲜花和掌声，还有无处不在的诱惑和陷阱。在市场经济大潮下，艺术作品可以自由地走向市场，用代表金钱的数字任意衡量。

 

    当创作变成一种商业的、被动的需要，文化的判断就会出现问题。在崇洋媚外的乱象之中，如何坚守自己的中华文化，坚守自己的文化判断，值得每一位中国画家去思考。

 

    施大畏意识到，在现今市场经济、大众文化的冲击下，中国画家既要把握时代脉搏，又必须立足民族传统。“许多优秀的传统作品都很经典，有着时代的印记，需要我们重新拿出来跟大家讲。而现在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很多人的创作跟风浮躁，出现了经典研究的空白。”施大畏说。

 

    施大畏谈起了20世纪60年代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一批动画片，如《小蝌蚪找妈妈》等，均出自当时的艺术名家之手，堪称经典。但是，现在的中国动漫却在“去中国化”，跟风日美，风格只是一味地抄袭模仿。

 

    看过美国迪士尼的《狮子王》《花木兰》，施大畏发现里面的造型更具中国特色，更有中国气息。“别人都在学，把好的东西放入他们的文化现象中，这是他们自信的表现。而我们呢？都是在跟风，是没有自信的表现。”施大畏认为，当代中国的艺术创作者，缺少了坚守自己传统文化的自信，缺少了最基础的文化判断。

 

    余秋雨曾在新加坡作过一个关于中华文化的演讲。在那次演讲中，余秋雨提出了“第四座桥”的概念。他认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主要有几座桥梁通达另外一些文化群落。第一座是经典学理之桥，指我们的儒家经典为世界所知，在国际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第二座是器物民艺之桥，器物指的是陶瓷、丝绸等，民艺指的是舞龙舞狮等民俗性的娱乐活动；第三座是文化信息之桥；而第四座桥，则是既能够被世界公认，又能反映中华文化群体人格的艺术经典。

 

    由艺术的途径来向世界传播和展示一个民族和一个文化的尊严，施大畏希望自己成为这样桥梁式人物。

 

    “如何问鼎艺术的高峰，如何真正走通这座桥梁？中国文化必须要在世界语境中建立文化自信。现在中国的很多艺术家，往往沉浸在笔墨趣味的阶段，缺少对生活、对社会现实的整体关怀，也缺少对自己民族的文化自信和责任感。”在施大畏看来，文化到底是什么？艺术家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想清楚。文化归根到底，是一个人直接肯定生命和世界的态度，对生命的敬畏，对历史、对世界的尊重。

 

    “西方美术史就是人对世界的观察方式改变的历史。而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到底好在哪？在于它对人类社会有深沉的认知。因此它能够在世界的语境中具有共通性和合理性。”施大畏说，“把中国自己的文化放在国际语境中寻找自信，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用中国传统来传递中国声音。”

 

人物链接

 

    施大畏，1950年生，浙江湖州人。毕业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国画系。现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一级美术师，兼任中华艺术宫馆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第九届全委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上海林风眠艺术研究协会会长，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兼职教授，上海视觉艺术大学客座教授。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