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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
青年律师董绪公结束了公差，回重庆的江轮在夜色中正缓缓驶在壮美雄奇的夔门。“这一夜，就要在江上度过了。”手边的报纸消息杂乱繁多，并不能消解这位时任四川东方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的勤奋人连日公务的疲惫。一则放在版面醒目位置的消息，适时地闪入他的目光，他猛地意识到什么，正襟危坐，再也睡不着了。
彼时，董绪公身畔的长江水，刚刚汩汩流过1997年的时光大门，这一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去世，香港回归。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以至于我们翻开历史的长卷，都不能一目了然攫取我们今天要回溯的这个案件所占据的重要位置。
彼时，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进入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高峰期，大批农民背井离乡，涌入城市成为打工者，参与城市的建设。这是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背景，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农民工蔡不论，正是这个历史大背景下的普通一员。
距离万县1600多公里之外，1997年1月1日，共和国首都北京，以一场雪的悄然而至迎接新年。都说落雪之夜分外宁静，这一夜却并不静好。“大雪压塌了电线引起短路失火，我们救火的有三个人，救了些财产出来，还救了个小孩。”如果把灾难与幸运理解为人的命运中既不可期又无法拒绝的访客，那么，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将蔡不论这位二十岁的川籍万县赴京务工小伙子从打工者的芸芸众生里突显了出来，在中国法律援助史上写下重重的一笔。
1 绝处逢生：始于列车上的救援
蔡不论生于1975年，原为四川万县市五桥区白羊镇农民，父亲在他两岁时早逝，家境贫寒，母亲带着他改嫁，但并未改变家庭贫困的境况。1995年，蔡不论长到20岁，离开家乡来到首都北京，希望通过辛勤劳动谋一口饭吃。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一个多世纪以前，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这样开始他的安娜故事，用在当代中国打工仔蔡不论传奇的半生中，却也恰如其分。蔡不论命运的造衅开端正在1997年元旦京城的那一场火灾。
火灾发生于他当时务工的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职工住宅楼建筑工地。当事人回忆说，那日17时，建筑工地下班。饭后蔡不论和大家玩了一圈扑克后离开房间。不久，房内工友听到室外一声巨响，闻声出门，见一间曾做过临时厨房的平房近门处，一只装醇酸稀料的桶受一盆火烤热膨胀爆炸燃烧，蔡不论已被烧伤。施工队长高振英闻讯赶到，立即组织民工用泥土残雪扑灭蔡身上的大火，找推车把他送往研究院职工医务室。医务室不会治烧伤，蔡不论又被送到附近一家医院急诊室。因为这家医院没有烧伤科，蔡又被送到另一医院，又因没有床位而被转至第三家医院……几经辗转，严重烧伤的蔡不论被送抵有条件进行烧伤抢救的医院时，时近凌晨两点。
烧伤治疗费用额度巨大，包工头交付了2000元治疗押金，1月7日又一次性结算给蔡不论3000元，然后撒手不管。在北京举目无亲的蔡不论眼看无钱继续治疗，只好无奈选择提前出院。1月8日，重伤尚未脱离危险的他被担架抬着上了北京至武汉的37次特快列车。
事情到此，蔡不论还是默默无闻并不为人知，也许他就将伤重不治在这趟回家的列车上，也许辗转艰难终于撑到家乡。
然而，不幸打工仔蔡不论在这趟列车上迎来了他人生的一次万幸。列车乘务员张丽在巡查时发现了奄奄一息、神志不清的蔡不论，向陪伴他的工友吴志祥问明情况后，迅速报告列车长夏秋英。“旅客上了我们的车，我们就应该对他们的安全负责，况且他生命垂危，急需救治。”列车员们并未顾念危重病人乘车给列车工作带来的麻烦和可能涉及的生命安全责任，迅速做出反应救助蔡不论：夏秋英拿来了蛋花汤，并把蔡不论的情况在全体车厢进行广播。
一时间车厢内人头攒动，好心的乘客们纷纷涌向广播室。他们包括正在车上的时任武汉市副市长的张代重，新闻记者江时强、杜华举、熊昌旺。车行一路，捐款和关心就跟随了一路。1月9日上午11点，车到武昌。一早接到武汉客运段传来的消息，武汉铁路中心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和救护车通过武昌火车站开通的绿色通道，已早早等候在车站，医护人员迅速将蔡不论接回救治：蔡不论烧伤面积达30％，属深二度烧伤，伤口已经化脓感染，情况十分危急。书记王宝义、院长刘开展当即表示：“医院会尽全力治好小蔡。”治好小蔡估计需花2到3万元，当天医院外科医务人员就纷纷捐款。此时，列车上众人已为蔡不论捐款人民币6371.05元。12日、13日，包括光明日报社驻湖北记者站记者在内的各界探望者又络绎不绝送来慰问金和捐款。
2 冲破阻力与危险：推动援助的报道
社会各界的爱心起到了扶危济困的作用，但这并不代表责任者可以逃避本应承担的责任。蔡不论是在他打工的工地受的伤，用工单位只将其送往医院治疗7天，在休克期未过的情况下就撒手不管，全然不顾在救助蔡不论上所应承担的重要责任。
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帮助蔡不论，也为了对用工单位表示愤慨和谴责，以引起全社会的重视，更为了帮蔡不论讨回本应享有的获得赔偿的权利，1997年1月14日至21日，《光明日报》“每月聚焦”专栏先后8天跟踪报道武汉铁路众人救助烧伤民工蔡不论后发生的新闻，并追溯1月1日至13日蔡不论烧伤后发生的戏剧性经历，揭露用工单位逃避责任的真相，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在今天看来这极为全面细致的顺畅报道在当时并非一帆风顺，8天连续报道的背后是记者15天的艰难采访。因为涉及包工头恶行，当时许多媒体都选择只报道众人献爱心救助蔡不论的情况，而回避蔡不论何以工伤性命堪忧却被送上没有医护条件的列车的背后谜团，尽管已有不少读者来信致电对此提出疑问。
当时，光明日报驻湖北记者站夏斐、夏静是这一报道的主要参与者，驻重庆记者孟勇、驻北京记者李家杰等也各尽其责。夏斐、夏静在事后总结蔡不论案的文章中回忆说：“报社领导非常重视对蔡不论的报道，总编助理、总编室主任何东平，记者部主任张祖璜、副主任夏桂廉每天都与我们电话联系，除了对采访报道进行业务指导外，还提醒我们要注意安全，防止坏人报复。”
蔡不论在北京打工时并未与用工单位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当时我国的劳动法还未对事实劳动关系作法律上的有效认定，这就给用工单位逃逸责任提供了理由。“他仿佛是一个被劳动法所遗弃的人，被武汉乃至于全社会各界，从市长到企业，从学生到志愿者用爱心与责任重新拾回了生命。”夏静回忆此事时说。
何东平第一个提出选题。1997年1月10日傍晚，何东平从新华社一则短短的电讯中了解到蔡不论正在武汉治疗，就全程策划报道蔡不论事件。18年过去了，我们仍能从报道的字里行间想象媒体在此案中铁肩担道义的不易与荣光：因为媒体的报道，全社会的爱心力量被动员起来了。
18年前，当时的重庆市委常委、万县市委书记陈光国作为家乡的负责人全方位关心蔡不论。现在，陈光国是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光明日报总编辑何东平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两人谈起蔡不论，总觉得：为农民做多少工作都值得啊！
当时，全国60多家新闻媒体转载和摘播《光明日报》的报道。蔡不论事件的关注度被推上新高，武汉、四川、重庆等地的新闻单位，如武汉电视台、武汉有线电视台、四川电视台、万县市电视台、《长江日报》《武汉晚报》《四川日报》《三峡周刊》等都以转载《光明日报》报道或是直接采访记者本人的方式报道此事。
3 峰回路转：“国字第一号”的法律援助
那一夜，律师董绪公在夜晚长江的渡轮中看到的，正是蔡不论事件的报道。
媒体报道起到的作用不止于吸引公众的爱心捐扶，记者意识到应该帮助蔡不论维权，遂以蔡不论和光明日报湖北记者站的名义写了一个法律求助呼吁函，发给武汉和重庆市的30多个律师事务所。武汉和重庆的一些当地新闻媒体公开刊登了呼吁函。令董绪公在疲惫中舍弃休息的，正是这封呼吁函。他尤其对于《光明日报》的报道印象深刻：“这是办给知识分子看的报纸啊，写写阳春白雪什么的，怎么会冒险报道这件事？”在阅读了《光明日报》对于蔡不论事件的详细报道后，董绪公坐不住了。也许律师与记者这两个职业的一个共同特性——“正义感”，正恰好可以解释他对于“知识分子报纸”冒险行为的疑问。正义感是驱动力，面对滚滚而逝的长江水，董绪公陷入了冷静的思考，做了决定：“去万县！”
“他那个时候很辛苦的，小蔡家在山沟沟里，董律师走了五十几公里山路才找到他家。”时任四川万县市五桥区副区长的黄礼琼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
董绪公风尘仆仆，在时任五桥区区委书记吴宗明引领下，跋涉来到蔡不论在万县的老家——取得蔡不论父母授权律师进行法律援助的委托书，是为蔡不论打官司争取权益的第一步。是的，在夔门江边的那一夜，当他甫一看到蔡不论的不幸遭遇，他就已经决定，充当蔡不论的代理律师，为他申请法律援助，讨回应得的赔偿。
“在全中国有几亿农民工，如果没有完善的法律来保护他们的正当权利，其不堪设想的后果，作为任何一个政府官员都应该意识到。”时任武汉市副市长的张代重当时恰在蔡不论所乘的37次特快列车上，对救助蔡不论一事十分重视，董绪公从与他的谈话中感受到了一个政府官员的高度责任感、使命感，更加坚定了为蔡不论讨回应得权利的信念。
1997年2月24日，四川省法律援助中心在董绪公汇报后正式签发对蔡不论进行法律援助通知书。
旋即，董绪公赴京向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递交蔡不论的申请书：“……对我的被烧伤，永胜公司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急需聘请律师向永胜公司依法索赔，但由于我个人家庭经济困难，无法交纳聘请律师的费用，因此，恳请国家法律援助中心为我指派进行法律援助的律师。”
1997年2月28日，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决定将成立以来的首例法律援助任务指派给为蔡不论进行法律援助一案。时任国家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宫晓冰手书第一号国家法律援助通知书，蔡不论成为接受国家法律援助第一人。
“此后，我们陪同董律师三上北京、河北，四去四川、重庆等地调查取证，在报社的帮助下，排除了责任方设置的种种干扰，取得了各种法律证据。”记者夏斐在文章中回忆，在取得法援通知书这一“尚方宝剑”之后，董绪公立刻开始了取证行动。
4月18日，因案件影响重大，时任司法部副部长张耕听取了案情汇报，肯定律师行为，要求律师坚持原则，尽职维护当事人权利，也就是说，此案由司法部主管副部长直接听取并作出了指示。
法律援助的介入，律师的调查取证，媒体的报道，社会人士的爱心……蔡不论维权之战因为各界的帮助顺利推进。经过多次面对面协商，律师与记者据理力争，用工单位最终同意就蔡不论在务工期间被火烧伤后的医疗费、住院生活补助费、住院补助等予以全部支付。至此，中国第一桩法律援助案成功告结。
这是法律的胜利，真相的胜利，更是正义的胜利。
4 并非从此平顺：道德高地上的失足
1995年11月，全国第一个由政府批准的法律援助中心在广州成立；1996年3月，“法律援助”概念首次写入我国法律；1996年12月，我国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成立；1997年2月，中国法律援助中心第一案在四川省正式受理；2003年9月1日，法律援助条例开始正式实施。回顾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漫漫历程，如果从1995年广州的肇始来算，到2015年，法律援助已经整整在我国走过了二十个年头。
2015年年初，光明日报记者来到山东临沂金玺泰铁矿，探访在此打工的，当年中国法律援助第一人蔡不论。
如今的蔡不论在金玺泰铁矿组团承包一层作业面，拥有4辆“四不像”车，1辆铲车，团队包括蔡不论和妻子何增兰一共9个人，负责开车运输的占6人，一个维修工刚刚离开了，蔡不论就自己做维修，“24小时随时待命下井，只要有车需要我就修”。夫妻俩住在矿里需要生土炉子取暖的小土房里，儿子还在千里之外的万州老家独自读书，但夫妇俩脸上已全是满足——不管有多辛苦，付出劳动，就能收获平凡生活——他们获得平凡生活的权利来之不易：1997年的那一场大难，并未裹挟去蔡不论人生里所有的不顺。
当年伤愈后，蔡不论回到了家乡，“当时政府和乡亲们还写了横幅——‘热烈欢迎蔡不论回家乡’”，在蔡的回忆里，甫一回乡，尽是荣光。报道的铺天盖地使蔡不论成了名人，他在乡亲眼里已不由分说被认定为英雄。当年7月，经人介绍，蔡不论与在深圳打工时被车间塑料机床轧掉了右手手指的同乡何增兰相识，因为有着共同的遭遇且穷苦的出身，两人惺惺相惜，结为夫妇。
家庭的建立坚定了蔡不论与妻子共同扶持相濡以沫的生活信念，他们奋力而踉跄地蹚着生活的河。“当时我母亲身体不好常年生病，父亲也已失去劳动能力”，蔡不论尝试着各种小生意：“我们自己卖过豆芽，开过卤菜店，还收过废品。”然而，“英雄”的光环把他推上了道德的高地：有老乡跟他借钱，向他买东西不给钱也是常有。你不是英雄吗，还不能帮帮我，不是有人给你捐款吗？为什么还要钱。
“总是赚不到钱，日子吃紧，当时家里仅有一辆摩的，就开它拉人拉货赚钱。有一个熟人说要借我们的摩托车，我就没多想借给他。”未想到，所谓的熟人并未如期归还蔡家赖以为生的摩托车，老实的蔡不论按捺了好多天才抹下的面子去问人家，得到的答复竟然是：“没有了，已经给你卖了！”
夫妻俩急了，四处打听，一口气追到了临近的镇子上——听说那人把他们的摩托车卖到了邻镇——还是无果。“这是全家人的生计啊！”老实人蔡不论发怒急眼了。“别人卖了我的车，我就去偷别人的车。”
蔡不论在他之前以及往后走过的三十八年人生中，曾经多次救人救灾——他不是坏人，却是法盲，在法律意识淡薄的头脑里，“拿与被拿”的逻辑简单，却给了他人生之路的第二次严重打击。
“……被告人蔡不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万州区人民法院1999年7月23日作出判决。“昔日救火英雄为何成为罪犯”，蔡不论被判刑两年的消息随着媒体的报道不胫而走，“世人惊愕万分。两年前，这个英雄打工仔的名字曾让万州人无比自豪。两年后，蔡不论却锒铛入狱。”其时，舆论如何把蔡不论绑架为英雄，又看他从道德高地上失足跌落，我们可以从当年这篇刊载于《民主与法制》杂志上的《英雄打工仔的错位人生》窥见一斑。
相隔十六年，如今的董绪公忆及蔡不论1999年的失足，客观说道：“他当时身上的烧伤虽然治好了，但是后遗症可想而知，生活是很艰难的。我倒觉得蔡不论的铤而走险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其他社会保障制度与法律法规同样是不完善的。个案呼唤制度，对贫弱者援助的力度是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
5 平淡即幸福：平凡百姓的中国梦
出狱后，蔡不论和妻子日子艰难，尝试各种生计度日。2007年，这一年儿子刚刚满8岁，蔡不论到了而立之年，狠下心来与妻儿道别，决定踏上离乡路，赴山西临汾红旗铁矿。当时矿上有个老师傅，他就跟着师傅学习修理发电机、挖压机、三轮车、铲车以及拉矿石的“四不像”车。
“非得要凭自己的劳动挣钱。”蔡不论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跟命运争这一口气。2010年，他又跟随老乡与工友来到条件更好机会更多的河南三门峡渑池县凯发矿业有限公司。
“刚到河南时他就做运输、修车，任劳任怨，太能吃苦了，大冬天常常要整个人躺在雪地里修车，有时一修就是好几个小时。”当时蔡不论所在矿区的经理张朝进回忆，“最多一次有20个小时他都没有休息。”
就这样凭着一股吃苦耐劳认真的劲儿，蔡不论维修矿上的发电机等设备，一个月能赚5000元钱。2012年，靠着积蓄他买了三轮车，承包运输队，开始雇请工人开车进行运输。何增兰则主要帮助丈夫做后勤工作，同时兼顾厨房采购、算账、计车数。
许是吃多了不懂法的亏，蔡不论把手续、合同、保险之类的事看得比挣钱多少还重要。“这里的矿规模大条件好，最重要的是运行手续规范，我们给每个工人都上了保险。”2014年下半年，蔡不论夫妻二人来到了看起来更为安全规范的山东临沂金玺泰铁矿。
谈及未来，眼前这对一起从苦难里走来的夫妻仍旧不放弃对未来的憧憬：“想着孩子上学能便利，我们努力攒钱，希望能在市里买个房子。”说到儿子，蔡不论嘴角抑制不住笑意。谁又能够想象，在十八年前的一趟开往武汉的列车上，有一个浑身烧伤说不出话濒临休克的小伙子，生命即将结束。他疼得出窍的灵魂，也许飘到了千里之外老家万州所傍的长江畔，在那里，几日后有一个年长他一些的四川人也正要漂泊还乡，就是这个四川人，凭着律师特有的职业敏感，把他和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紧紧地牵系在了一起。
“感谢董律师，感谢媒体，感谢社会。”记者眼前的蔡不论羞涩且不善言辞，说得最多的便是感谢，“我能过上这样平凡幸福的生活多亏了大家啊。”
“法律的要义就是保障每个人都有过上平凡生活的权利，既不是被绑架的‘英雄’，也不是被剥夺权利的弱者。”决定寻访接受中国法律援助第一人时，十八年前的新闻人物蔡不论已经湮没在人海难以寻找，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永才1997年是《万县日报》的记者，恰好参与了蔡不论案的大量报道，他为我们找到了蔡不论，听到记者走访后讲述的蔡不论近况，如此深深感叹。
“法治概念的最高层次是一种信念，相信一切法律的基础，应该是对于人的价值的尊重。”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客座教授陈弘毅这样说道。使得太阳底下的每一个生命都有静静开放的权利，这应该是中国梦的终极要义，法制则是其中保障生命权利的重要一环。从这个意义上讲，蔡案并不是法史长卷里偶然漂泊的沧海一粟，而是中国梦里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可喜的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早已今非昔比。2013年初，央视播出年终总结特别节目《平安中国温情2012》回顾我国法制历程，中国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桑宁与作为中国司法援助第一案代理律师的董绪公一同被邀请作为嘉宾，听闻董绪公谈及当年办理蔡案时的艰辛，桑宁笑着感叹道：“我们现在国家财政每年拨付大量资金进行法律援助，哪里晓得你中国法律援助第一案是律师自己掏的腰包……”
（本报记者 李晋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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