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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一间2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有一位儒雅老者与我们如期相约。
白汗衫，灰马甲，灰长裤，眼神谦逊，言语间透露出对其钟爱一生的历史学的敬意。他就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刘家和。
“你们觉得我气色如何？”刚一见面，刘先生就迫不及待地问道，语气中带着几分得意。事实上，几天前他刚做完一个小手术，三天的流食让刘家和稍显疲倦。由于提前约好采访时间，所以他坚持赴约，与大家共同分享他的学术人生。
颠沛之成长
“在国家危难之际，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热爱更加真切。中国几千年以来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断断不能舍弃！”
1928年，刘家和出生于江苏省六合县（今南京市六合区）。四岁多时，他被母亲送进一家私塾读书，接受《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的启蒙。
1937年冬，南京沦陷，六合随即也陷入日寇魔爪。小家和与母亲被迫离开县城，逃到集镇的亲戚家避难。当时，日军飞机不时在南京附近的县城或集镇上空盘旋，老百姓终日提心吊胆。
有一天，刘家和与邻居小伙伴一同前往私塾，不幸碰到日军空袭。飞机一边往集镇扔炸弹，一边用机关枪扫射。子弹从他身旁嗖嗖飞过，他幸运地未被击中，但有的小伙伴却不幸中弹身亡。“我是真的经历了枪林弹雨！”忆及此，刘老的情绪略显激动，眼眶有些湿润。
集镇也遭轰炸，只好再逃到农村。可是，在农村就既没有家又无处读书，坚信只有读书才能使孩子自立成人的母亲，还是决定回到县城，并将小家和送到一所教会学校。
在教会学校里，刘家和第一次接触到英语。课堂上，老师将铅笔、书本、盒子放在孩子面前，以实物教会他们“pencil、book、box”。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教会学校解散，刘家和只能去补习学校，跟着老先生读古书，《四书》《幼学琼林》《唐诗三百首》的反复诵读，为其后来的古文学习和研究打下基础。
“在国家危难之际，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热爱更加真切。中国几千年以来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断断不能舍弃！”这是一个十四岁少年的自勉。
“那时候，我们读书的心情就是都德《最后一课》中呈现出来的情愫。我们始终坚信中国不会灭亡，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刘家和的语气铿锵有力。
刘家和在教会学校学英文用的是直接法，不学语法。补习学校里的英文教学除课文外，还专门有文法课。对于每个复合复杂句，都必须作图解分析。就这样，他从中国老师那里学到了一种严格的外文文法分析的训练，由此也引发了刘家和对外文文法的终身兴趣。
除了语法外，数学也带给刘家和极大的触动。“我见到数字常有一点发懵，可是一学代数，脑袋就开始活了，一学到几何，就来劲了。”几何学里的点、线、面、体，定义、公理、定理等等，一系列严密的推导系统，使他深切地体验到逻辑论证的威力。
刘家和开始意识到，西方学术有一套不同于中国学术的思维方法，近百年来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与这种思维方法的缺乏有一定关系。
“中国人如果能学会用西方的思维方法反省自己的传统文化，对本国文化会有新的认知，也会有助于文化的振兴。”因为少时的学习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下展开，这也为刘家和后来从事中西比较研究埋下了种子。
到了中学，由于战争，学习断断续续，但刘家和从未中断读古书、学数学和英文。抗战胜利后，他在南京作为插班生读了三个学期。
刘家和想进一步上大学深造。可是，他对于物理、化学、生物等诸多学科，都不曾真正学过，考理科根本不具条件，所以只有选择文科。
考取哪所大学呢？一位学长知道刘家和对古文的热爱，鼓励其考取自己所在的无锡国专，并带领家和拜谒了几位国学老前辈。此时，刘家和的内心深处又起了波澜：爱中国固然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但是，爱中国难道就不需要认识世界吗？
就在刘家和犹豫之时，国专的另一位学长给他带来一则消息：荣家在无锡兴办江南大学，将聘请钱穆等著名学者前来任教。
刘家和的心中有了答案。
恩师之教诲
“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在求知欲极为旺盛的阶段遇到这些老师。就像一株刚要从泥土里向外冒出头来的幼芽，恰好遇上了他们所施与的智慧的阳光雨露。”
1947年秋，刘家和顺利进入江南大学，并选择了历史专业。在史地系学习的这几年，他选取了中外通史、商周史、秦汉史、哲学概论、逻辑学（当时称理则学）、中国文学史、经济学、微积分、伦理学、古文字学等课程，尽情吸收着知识的养分。
“钱穆当时开设中国通史和秦汉史，在他的课上，我时常会有醍醐灌顶的感觉。他善于从复杂纷繁的历史事实中给学生说明一条清晰的要领，也同样善于提出关键问题并加以点睛。”刘家和回忆说，“一次，我向先生请教老庄的问题。先生反问我：‘老子、庄子，孰先孰后？’我答：‘老先庄后。’‘有何根据？’答：‘庄书里有老聃，而老子里无庄周。’钱先生看我浮躁好辩，便嘱咐我认真阅读他写的《先秦诸子系年》。读了这部书，我才知自己在学问道路上还很肤浅，从此沉下心来。”
除了《先秦诸子系年》，钱穆还要求学生阅读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梁启超的同名著作。从这些著作中，刘家和明白了治史必重考证，治先秦史必须知晓清儒研究成果，而这一点也成为他治中国古史时一直信奉的原则。
“要学哲学，不能用常识来思考，要用逻辑来思考。”这是唐君毅的告诫。当时，唐君毅讲授《哲学概论》和《伦理学》，为刘家和的学术思维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他所讲的黑格尔辩证法，更让刘家和领略到西方哲学先驱的光芒，从此开始与黑格尔哲学逾一甲子的碰撞。
牟宗三讲的是逻辑学，尤其是西方古典逻辑，偶尔讲一些因明学和墨家逻辑。这门课与刘家和青睐的几何学都是一种西方人所习用而中国人不常用的思考方法。
冯振讲授文字学，让自幼喜爱文字训诂的刘家和更是兴奋不已。跟着冯振学《说文解字》，逐字精读，也让他知道了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清儒在文字训诂研究上的成果。
1949年，江南大学史地系停办，刘家和又重新报考了南京大学历史系并被录取。在这里，史家云集，韩儒林的《中俄关系史》、贺昌群的《魏晋南北朝史》、蒋孟引的《英国史》、刘毓璜的《社会发展史》等课程让刘家和受益匪浅。可惜，由于身体状况欠佳，在南大上了不到一年的学，他便被迫休学。
身体稍有好转，1950年9月，刘家和就考取了陈垣主持的辅仁大学。在辅仁，柴德庚、金毓黻、漆侠、刘启戈、陆和九的课，也使刘家和的史学知识储备愈加丰富。
虽然受教时间不长，但是这些史学前辈的教诲令刘家和终生难忘。“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在求知欲极为旺盛的阶段遇到这些老师。”刘家和形象地比喻道，“就像一株刚要从泥土里向外冒出头来的幼芽，恰好遇上了他们所施与的智慧的阳光雨露。”
研究之相通
“我没有也不敢逃，我是在‘转进’。对我来说，中国史和世界史并不是两张皮，互相扯着，而是相通的。希腊史、印度史都是我的研究兴趣，不过我想将其都融入到中外古史比较研究体系中。”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刘家和也留在师大历史系任教。不过，教的并不是中国古代史，而是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世界史师资极度匮乏，系里领导看到刘家和的英文不错，便安排其从事世界史的教研。
“从内心来讲，您同意这样的安排吗？”
“按照我自己的愿望，应该是中国古代史，但也是将中国放在世界的视角下进行研究。无论是中国史，还是世界史，我都不想放弃。”
既然决定了研究世界史，就得从外语上下功夫。英语和俄语是当时要求必须掌握的外语，如何能提高英文并学会俄文呢？刘家和的方法是对照学习。
先读英文译本的《共产党宣言》，逐句作文法分析，到读俄文译本的《共产党宣言》时，采用同样的文法分析方法，然后再逐字逐句地对照英译本读，寻思其中的异同。经过几个月的坚持，刘家和的英文与俄文水平都有所长进。之后，他又用同样的方法阅读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除了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助教任务外，刘家和还参加了世界古代史讲义的初稿编写以及外系世界通史（前半段）的教学工作。恰巧，当时北师大一附中一位教世界近代史课的老先生因病不能上课，刘家和又奉派到附中讲课。
这对于刚留校的刘家和来说，压力可谓不轻。他说，自己虽然挺住了，可是心里总想，这样下去，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专心作研究？
当时，刘家和的住处与历史学家白寿彝的家离得很近，二人在上下班的时候经常会搭乘同一辆公交车。有一次在车上，白先生询问他近来工作和学习情况，刘家和把自己的担忧说了出来。白先生笑着说：“这不是坏事，是好机会！”
原来，抗战时期，白先生携家带口，只在一处教书，薪水不够养家，所以就在多校兼课。“这是增长知识和开阔视野的大好机会，博学慎思，力求一贯。再忙也不能不思考问题，教书就是发现和积累问题的机会。”听了这些话，刘家和顿觉豁然开朗。从此，系里有各种工作找到刘家和，只要力所能及，他一定努力去完成。
在教学工作中发现并积累要研究的问题，这一点特别重要。刘家和在讲授世界古代史时，对西方文明的源头希腊充满兴趣，还主动承担了讲义中古希腊史部分的编写工作。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古史分期问题讨论正酣，一些学者为了做比较，将研究触角拓展到古希腊斯巴达的“黑劳士”问题，这恰好为刘家和指明了研究希腊史的方向。
1955年秋，苏联专家格拉德舍夫斯基应邀到东北师大讲学，并开设了世界古代史教师进修班，面向全国招收中青年教师。经过考试，刘家和进入这个班学习，为期两年。当时，在东北师大任教的林志纯名义上是以中国专家的身份配合苏联专家工作，实际上承担了大量的论文指导工作。
根据当时规定，学员必须完成一篇毕业论文，答辩通过后方能颁发毕业证书。林志纯提醒各位学员，论文题目越早定出越好，因为可以赢得相对较长的时间来准备、写作和修改。早有准备的刘家和以《论黑劳士制度》为题，在查阅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认真写作、反复修改、精心打磨，最终完成一篇近八万字的论文，并由翻译组老师全篇译为俄文请苏联专家审阅。
这篇论文在答辩会上得到苏联专家格拉德舍夫斯基和林志纯等中国专家的一致好评。
此刻，初尝“比较”滋味的刘家和却涌入另外一个念头——将比较视野扩展至另一文明古国印度。为此，他从汉译佛经目录入手，以小乘经律为基础，大量阅读，同时阅读英译（少量俄译）印度古典文献，以资比对，察其异同。
正是用这种系统而扎实的学术方法，1962年，刘家和写作了《印度早期佛教的种姓制度观》一文，被白寿彝发现后，举荐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次年又有《古代印度的土地关系》也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
白寿彝曾想推荐刘家和，跟着季羡林学梵文。可是，随之而来的一场场政治风暴，白、季二位先生都成为“反动权威”，梵文学习不了了之。
“文革”结束后，季老鼓励刘家和继续进行古印度史研究。可此时，刘家和已经进入白寿彝主持的史学研究所，一方面致力于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这一浩大的史学工程，另一方面开始从事古史比较研究，专门研究古印度史已无可能。
任继愈当时正准备整理出版《中华大藏经》，希望刘家和可以参与其中。刘家和征求白寿彝的意见后，觉得历史学毕竟是自己的主要精力所寄，婉言谢绝了。
曾有师长跟刘家和开玩笑：“你又从世界史逃到中国史去了。”
“我没有也不敢逃，我是在‘转进’。对我来说，中国史和世界史并不是两张皮，互相扯着，而是相通的。希腊史、印度史都是我的研究兴趣，不过我想将其都融入到中外古史比较研究体系中。”刘家和如是解释。
史家之担当
“中国人是在运动中把握真理，西方人是在永恒中把握真理。人类不能没有在永恒中把握真理这条路，也不能没有在运动中把握真理的能力。从柏拉图起，西方人就有一个不信在变化运动之物中能把握真知的习惯。我就写文章说明这个问题。”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刘家和便正式与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牵手”。
在刘家和看来，从事比较研究，必须具备两大条件。第一，对于所要比较的对象有总体的了解；第二，从原始资料入手，研究至少某一文明的历史，并取得一些成绩。
参照这两项条件，刘家和剖析自己。对于世界古代文明史，他已经有了大体的了解和把握，对古希腊和古印度也有一定程度的认识。
“中国古文明是我们自己的文明，是我的精神自幼即寑馈于其间的文明，自觉理解较深，也具备从原始文献入手做研究的能力，最需要的是在中国古史方面做出一些切实的研究成果，积累起一定的研究经验。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具体的研究取向，就是把中国古史的研究同经学文献研究结合起来，这是为了从源头上探寻中国古史的精神来龙。”刘家和在自传文章中回忆了这段心路历程，顺着这样的研究路数，他在史学界自成一家。
2014年8月，一篇题为《试说〈老子〉之‘道’及其中含蕴的历史观》的文章在《南京大学学报》第4期刊出。殊不知，这是一位自少年时就开始读《老子》的学者发表的第一篇关于《老子》的文章。他说，自己十几岁就读《老子》，读了不知道多少遍，却一直没有发表相关文章。
文章中，刘家和解读了“老子的道的内在矛盾性”，认为老子的“道”并非黑格尔所言的“绝对的空虚”，而是从普遍到具体的发展过程，从而对黑格尔的挑战做出了有理有据的回应。
“我学了一辈子黑格尔，受益于他，现在要挑战他。”嗓音略微激动，一语一停，刘家和的眼神中，透露出坚毅、执着与自信。面对黑格尔对中国文明的挑战，这位有些倔强的老人通过文章对黑格尔的论断予以反驳。但反驳与挑战并非最终目的，他希望借此了解更有意义的东西。
“中国与西方学术最根本的区别，不在于哪一方有无理性的问题，而在于各自理性的结构的差异，中国是历史理性占主导地位，西方是逻辑理性占主导地位。”刘家和认为，比较研究中，最深度的比较就在于此。
“中国人是在运动中把握真理，西方人是在永恒中把握真理。人类不能没有在永恒中把握真理这条路，也不能没有在运动中把握真理的能力。从柏拉图起，西方人就有一个不信在变化运动之物中能把握真知的习惯。我就写文章说明这个问题。”
2013年，刘家和主持编写的《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的比较研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这是目前国家层面表彰社科研究成果的唯一荣誉。
“史学研究不能回避重大问题的挑战，创新正是在成功回应挑战中实现的。”在出席该项目基金评审工作会议时，刘家和说，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劲头。其中，“上穷碧落”是指在理论方面要站得高，“下黄泉”是指在文献方面要钻得深。
对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刘家和总结为三大张力。横向层面上中西方比较研究的张力；纵向层面上的“二非罗”张力即哲学（Philosophy）和语言学（Philology）的运用相得益彰，同时也是学问深度与广度的张力；再就是有用之用与无用之用的张力。
有人问刘家和，为什么年纪这么大了，还笔耕不辍，一直在发表文章？究其原因，在于他“心里有事，睡不着”。
老者的“心事”，来自从业历史研究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的使命感——在中西文明的碰撞中，找到二者差异的源头，为中华文明存在的意义和应有的地位正名，也为更好地理解中华文明的优势与缺陷，更要通过比较来思考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这项工作绝不是我能做得完的，一辈子都做不完，我怎么能休息呢？”
使命感使刘家和多思而严谨。他说自己作品很少，谈不上著作等身，“别人写10篇，我只写1篇”，因为他“只想把问题搞清楚”。
2014年，刘家和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了三篇文章，其中《传承和创新与历史和史学》一文在1998年便完成了草稿，直到2013年11月才最终修改定稿交给编辑部。
刘家和把自己的目标定得很高，坦言自己活得很累。他说自己是“活该”，是“不可救药的”，却义无反顾地走在比较研究的道路上。“别看我现在86岁了，就是再活80年，我都达不到自己的目标，我是一个达不到目标和理想的人，我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但不管多么困难，我都要学。”
现在，刘家和依然像上大学时那样，对知识如饥似渴。尽管对中西古史比较做出了不凡的贡献，他却觉得自己的真正价值在于精神层面：他的追求、使命感。
陆游有诗云，“放翁百念俱已矣，独有好奇心未死”，这是刘家和的座右铭，也是他学术心态的真实写照。
谦逊之风骨
“我就像这台又老又旧的手机，虽然现在还没关机，但是时间已经不多。不过，看到了你们年轻人，我便看到了希望。”
刘家和这一代学者，成就耀眼，而这种“耀眼”的背后，却是他们衣食住行的朴素。
“一栋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四层单元小楼，刘家和与老伴家住二楼。走进客厅，一张沙发、一张写字台、一张茶几，此外近一半的空间，是书柜；而沙发、写字台上都堆放着摞成小山的书籍与学生论文。
刘家和轻易不让他人去家中拜访，因为“家中已‘无地自容’”。
尊重学生，因材施教，是刘家和为师的标签。
曾师从刘家和攻读博士学位的蒋重跃，如今已是先秦思想史领域的著名学者。他回忆道：“刘先生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为学生着想，帮助学生建立信心，让学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定期与学生谈话、交流，了解学生的想法，是刘家和带学生一贯坚持的原则。“我希望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和个人兴趣确定选题，重在启发他们的灵感。”
这么多年来学生送来请教、审阅的论文，刘家和都一直保留着，因为“学生的论文都是他们的心血，可不能扔啊。”
“刘先生的课，从根底入手，以理论升华，传学术研究之道，开原创思维之路，给人极其深刻的印象。”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杨共乐教授如此评价刘家和的教学和研究。
知识渊博，是学者对刘家和的一致评价。
蒋重跃直言，刘先生兴趣广泛、善于思考，除了史学，对其他领域的知识也有钻研。他曾下大功夫研读《资本论》，深入思考许多数学问题和经济学问题。
与刘家和经常交流学术问题的人，都清楚他“由小学入经学，再由经学入史学”的学术路数。
“对于中国的经学、小学、史学等，刘家和都可以在高层次上与专业领域的学术大家交流。这是现在很多学者所不及的。”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瞿林东向记者说。
刘家和喜好《说文解字》，他在家备有不同版本的《说文解字》，其中中华书局印制发行的简本有两本。
欧阳修说其平生所做文章，乃“马上、枕上、厕上”，刘家和“深谙此道”。一本《说文解字》与中英文字典一起放在床头，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翻一翻，认识几个不熟悉的字词。另一本则放在卫生间水箱上，内置书签，每次看两页。老伴开玩笑说：“家和，你认得几个臭字。”
为人谦逊，是刘家和给周围人的印象。
瞿林东在学生时代曾经听过刘家和开设的课程，所以尊称刘为老师。但刘家和不以为然，认为那是过去的事，现在大家都是同事和朋友，直接称自己姓名便好。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时，不管与会人多大年纪，刘家和都会以礼相待。
“儒雅之风，谦和之举，可见一斑。”瞿林东如是评价。
业余时间，刘家和不看戏，不看电影，甚至不读长篇小说。他的休闲方式同样“中西合璧”——最爱玩味传统诗词，欣赏西方古典音乐。
疲惫的夜晚，老人会把灯调暗，躺坐在沙发上，双眼微闭。一段旋律飘然入耳。音乐循环播放，几十次地反复听，让自己融入其中，仿佛整个人已伴随着音乐遨游古今中西。
曾上过教会学校的刘家和喜欢哼唱圣诞歌曲Silent Night：“Silent night，holy night……”闭目倾听，精准的音高，平稳的嗓音，让人不觉这是一位耄耋老人。
采访收尾，刘家和拿出一款破旧老人手机自比：“我这台手机还没关机，但是时间已经不多。不过，看到了你们年轻人，我便看到了希望。”（本报记者 周晓菲 徐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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