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条大路通罗马

    “条条大路通罗马”是著名的英语谚语。古罗马原只是意大利的一个小城邦。公元前三世纪罗马统一了整个亚平宁半岛。公元前一世纪时罗马成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帝国，地中海都成为了其内海。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罗马城修建了通向四面八方的大道，来往于这些大道上的商人络绎不绝，促进了帝国的贸易和交流。

    想来这条条大路中应该是包括了“丝绸之路”上的诸条交通道路的。

    专家早就指出，“丝绸之路”并非始于汉代，它其实很早就存在于以亚欧大陆为地理主体的古代中国与西方各地区之间，只不过早期彼此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基本上都不是有意识地进行的，是缺乏国家主导的，因而其交流过程的完成大都经过诸多地区的转手后得以实现。由于转手的地区过多，交流速度因而十分缓慢。

    由于文献的缺乏，证明早期交流的资料大多只能来自考古。

    首先从农业来看，曾经认为世界上年代最早的黍是在西亚出土的。但2003年，在距今一万年前后的北京东胡林遗址，发现了世界范围内迄今年代最早的栽培粟和黍，为这两种农作物起源于中国华北地区的论断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考古实物证据。我们完全可以猜测，早在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生活在黄河中下游的先民们就与西域地区的居民发生了交流。黍大约就是在这一交流的背景下传播至中亚和西亚地区，为那里的居民们所栽培。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小麦的传入。小麦原产于西亚地区，有7000年以上的历史。在新疆罗布泊的小河墓地、青海东部和甘肃地区以及黄河中下游地区距今4500年至4000年的遗址中，都出土了小麦。到了距今3500年前后的商代前期，在黄河中游地区，小麦种植显著增加，成为我国北方地区的主要农作物之一。考古学家冯时曾经写过一篇《商代麦作考》的文章，研究了殷墟的大量“告麦”卜辞，表明商代麦作已初具规模。当时殷历的正月名曰“食麦”，这是“以麦熟为岁首”的体现，表明麦是商周上层社会尊贵的粮食作物。这种习俗在后来仍然有迹可循。

    需要强调的是，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小麦都先后成为主要的粮食作物，各国都围绕小麦形成了各种多样化的农业组合。

    近些年，动物考古学家在黄河中游地区出土的部分黄牛和绵羊的骨骼中，发现了原产于西亚地区的黄牛和绵羊的DNA，说明这些家畜来自西亚地区。它们可能是与小麦一道，通过丝绸之路传到黄河流域的。

    青铜冶炼和铸造是高度复杂的技术活动，有一个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巴尔干到安纳托利亚一带早在7000年前已开始冶金实践，5000年前已发明范铸法和失蜡法，砷青铜、锡青铜、铅青铜或铅锡青铜也相继发明。4000年前西亚已进入青铜时代鼎盛时期，并对周围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西北，特别是新疆地区青铜时代遗址的发掘填补了青铜冶铸技术由西向东传播的空白。天山北路、古墓沟文化遗址研究表明大约四千年前新疆部分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且与中亚、西亚、中原均有联系。

    当然不能不提丝绸。在河南和山西的仰韶文化遗址中，都曾出土过蚕茧，其年代约在距今6000年前，与古史传说中说到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了养蚕、缫丝的年代相吻合。在浙江钱山漾遗址中，则出土了距今约4200年的丝绸实物。在我国新疆以及中亚、西亚地区很多这一时期的贵族墓葬中，常常有古代中国的精美丝绸，公元前一世纪，丝绸已经被运抵古罗马。丝绸是中国和西方交流的第一种商品，与亚麻和羊毛相比，丝绸柔韧、舒适，因此立刻成为罗马人争相追逐的奢侈享受。

    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认为汉代张骞通西域，并非丝绸之路的开始，而是开启了古代东方与西方交流的新时代，即由零星的、断断续续的、小规模的民间交流转变为大规模的、持续的、官民结合的交流。

    古代中国中央王朝的直接介入更是起了主导的作用。考古学家巫新华认为，古代中国人直接介入东西方交通，并主动控制丝绸之路大商道始于春秋诸国争霸时期，秦人便是最大的受益者。秦国在列国中称霸便最大程度反映出当时亚欧大陆各主要文明区域相互之间频繁文化交流而导致各自快速发展的历史事实。

    而汉代当然更为强大，汉武帝派遣张骞通西域以及随后大力经营西域，进而全面控制丝绸之路这个大商道，显示了其做为当时世界主要帝国之一的远见卓识。

    再看看“丝绸之路”另一端的罗马帝国。在被古罗马征服后，古希腊文明并未消失，反而以更强大的文化渗透力影响着古罗马，所以才有“胜利属于罗马，荣耀属于希腊”的说法。在公元前4世纪前后，古希腊罗马文明成为地中海文明的主旋律，这旋律也影响了整个“丝绸之路”的沿线城市。

    显然“丝绸之路”能够成为一条主干道，是和公元前2世纪开始，欧亚大陆之间由东往西，依次有汉、贵霜、安息与罗马四大帝国并立息息相关的。这些地区性帝国的崛起，主导并加强了帝国之间的交往，从而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当之无愧地实现了一次物质文明与精神传播的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