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运动是1942年到1945年4月七大召开前,党在领导敌后抗战的同时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场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它为全党树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延安整风运动中形成了以求知、求实、求真、求新等为主要内涵的整风精神,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借鉴延安整风经验,“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整风精神严格党内生活”。
延安整风精神是一种“挤”“钻”的求知精神。延安整风运动是全党干部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而全面的学习和把握。学习和应用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的马克思主义,不仅需要具有丰富的、具体的社会知识与科学知识做基础,而且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面对干部工作繁忙学习时间少,有的干部文化水平低、理论素养差等问题,1939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没有工夫,这已成为不要学习理论、躲懒的根据了。共产党员不学习理论是不对的,有问题就要想法子解决,这才是共产党员的真精神。在忙的中间,想一个法子,叫作“挤”,用“挤”来对付忙。看不懂也有一个办法,叫作“钻”。延安整风运动首要的就是以“挤”“钻”的求知精神为导向,从“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的政治高度出发,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当然,在学习过程中,不仅要把“挤”“钻”内化为一种精神状态,而且要外化为切实可行的制度,即坚持自上而下的组织领导,每天两小时的学习,在精读的基础上做少而精、不求数量但求质量的笔记,以及按时检查、测验。通过精神的引领和制度的保证,“造成一个风气”“造成一河大水”,使得党员领导干部舍弃闭塞头脑、窒息思想的主观主义和自以为万古不变的方式方法,愿用、能用、善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分析、解决问题,从而推进党的事业的大发展。
延安整风精神是一种“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求实精神。早在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就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概念,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实事求是更是贯穿其始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这一概念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做了新的科学解释,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容;同年年底,毛泽东给中央党校确定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办学方针。1945年,毛泽东为七大纪念册的题词又是“实事求是,力戒空谈”。如何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呢?延安整风中的陈云经过认真思索,得出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结论。所谓“不唯上”,不是说上面的话不要听,而是说不要“唯上命是从”,这同六届六中全会强调的“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并不矛盾;“不唯书”,也不是说不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不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是说要结合本部门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灵活运用;“只唯实”,就是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求实精神,以“眼睛向下”“做小学生”的态度,把调查研究作为学习的重要一环,作为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前提,最终真正做到了用马克思主义这根“矢”来射中国革命实际这个“的”,用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延安整风精神是一种“是就是,非就非”的求真精神。延安整风运动是思想教育运动,是用来解决党内的是非问题,即在精读文件、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每个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思自己的全部历史,“把文件中的道理当作尺码,来量一量自己……来称一称自己”,从而进行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找出改正错误的实际办法。1943年2月6日,中央党校为庆祝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举办舞会,在会场中悬挂两条标语,其中一条就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1945年4月,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会场两侧悬挂着6个插着鲜红党旗的旗座,每个旗座上也写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8个大字。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在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凡是正确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党员干部正确的思想认识和工作作风,必然“与人民利益相一致”,凡是错误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党员干部中存在的错误的思想认识和工作作风,必然“与人民利益相违背”。进而言之,所谓“坚持真理”,就是“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所谓“修正错误”,就是“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推动下的“是就是,非就非”的精神是延安时期党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根本动因,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风范。
延安整风精神是一种“推陈出新”的求新精神。延安整风运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求变、求新,求个人思想从非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求工作作风从主观主义转变为实事求是,求组织工作从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转变为五湖四海,最终实现党风的优良和事业的全新局面。求新,不是喊口号,不是装门面,而是要党员领导干部勇于担当,顺应潮流,开拓创新。1942年10月毛泽东为延安平剧院题字“推陈出新”。五年后的1947年10月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在看完晋剧《反徐州》后,题词“与时并进”,这种一以贯之的求新思想,不仅仅是对戏曲文艺的要求,更是整个革命事业前进方向的指针。所以,在大生产运动中,改变了几千年来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的个体经济,建立了相互帮助、共同劳动的初级形式的合作社;在陕甘宁边区出现了全国解放区第一个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苗店子合作农场。在教育事业上,不仅主张要以“打碎旧的一套”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废除封建的旧的教育制度,而且主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教育的思想“翻译成真正中国的言语”,“彻底地改进我们的全部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在职教育”,“发展真正与人民与实际相联系的教育,替中国的新教育真正开辟一条康庄大道”。这种求新就是要深入群众生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体性和创造性,运用“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领导方法,最终实现既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又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的创造。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延安时期党的纯洁性建设历史经验研究”〔14XDJ006〕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