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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5年06月13日 星期六

    巡回画派与“庸俗艺术”

    作者:杨娟娟 《光明日报》( 2015年06月13日 12版)
    列宾作品《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谢洛夫作品《少女与桃》

        巡回画派精品展是今年艺术界的盛事,那变幻莫测的风景、刻画入微的人像,都在炫示“现实主义艺术”的魔力。关于它的光辉历史,已经有很多学者为大家做了充分的介绍,无需再述。于是本文意欲挖掘一段奇特的历史——19世纪的这些美轮美奂、意味深长的作品,如何在20世纪的艺术批评中,竟成了典型的“庸俗艺术”?令人膜拜的特列恰科夫美术馆,曾是如何成了“一座专门收藏和展出苏联当代艺术——庸俗艺术——的博物馆”?

        让我们从现代艺术批评的源头说起。有一种不够可信的二分法:我们常常将画面的“形式”和“内容”分别讨论,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互相依存却又泾渭分明。譬如巡回画派的“内容”,可以是风景、人物、生活,而其“形式”则是近似欧洲印象派的绘画手法。在20世纪初,就像文艺理论中的俄国形式主义批评一样,视觉艺术批评也发生了同样的转向。年轻的英国文艺批评家克莱夫·贝尔在1914年出版的著作《艺术》中,试论了艺术的本质:

        “艺术品中必定存在着某种特性:离开它,艺术品就不能作为艺术品而存在;有了它,任何作品至少不会一点价值也没有。这是一种什么性质呢?什么性质存在于一切能唤起我们审美感情的客体之中呢?什么性质是圣·索非亚教堂、卡尔特修道院的窗子、墨西哥的雕塑……以及普辛、皮埃罗·德拉、弗朗切斯卡和塞尚的作品中所共有的性质呢?”

        贝尔认为,在所有的视觉艺术中,是“线条、色彩以某种特殊方式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间的关系,激起我们的审美感情”。他将“这种线、色的关系和组合,这些审美地感人的形式”称为“有意义的形式”。这个创见可以追溯到其老师罗杰·弗莱,他在1910年这样讨论塞尚:“他似乎触摸到了一个隐蔽的源泉,在那儿,印象派赋形的整个结构瓦解了,一个有意义的与表现性的形式的新世界开始呈现。”

        简言之,过去是“形式反映内容”,而今形式本身成了主角。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创新,弗莱也因此被誉为“形式主义之父”“现代艺术批评之父”。到20世纪下半叶,美国最重要的艺术批评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在其著名论文《现代主义绘画》中,从哲学意义上阐明了这种理论:

        “现代主义远不只是文学和艺术之事……现代主义的本质在于以一个学科的特有方式批判学科本身,不是为了颠覆它,而是为了更加牢固地奠定它的能力范围……每一种艺术都得实施这种自我证明。”

        这“自我证明”体现在绘画中正是对画面形式的自觉。格林伯格的译者沈语冰先生更进一步解释道:“这种自反性恰恰构成现代性的最强大核心。它与物权法上主体(人)对物的处理权,契约法上的意思自治,政治上的民主参与,司法上的程序正义一脉相承。”也就是说,现代艺术的发展所呼应的是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要求每一个学科能够反思自身的本质,更精确地定义自身。而现代画家正是呼应这种思潮,离开了过去“形式反映内容”的道路,走进了“纯绘画”。更通俗地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现代那些最为野心勃勃的艺术家正是致力于发展“门道”,不屑于提供热闹了。

        有个笑话说,毕加索对爱因斯坦诉苦:看不懂你的工作的人不会批评你,但任何人都可以批评我——这正是说,绘画已经是一种比过去更“难”懂的学科。

        于是,格林伯格在另一篇著名论文《前卫与庸俗》中,将俄国巡回画派当作了大反例,明确提出了本文开篇的批评。他认为,自19世纪的印象派—后印象派到20世纪的立体主义、抽象派等等,这越来越简洁抽象的发展方向,是“运用艺术来提醒艺术”的“纯粹化”进程。现代艺术的英雄是更新了绘画形式的艺术家,如推进了平面性的马奈与塞尚,又如发展出新的抽象形式的毕加索、康定斯基、蒙德里安等。相对地说,古典的现实主义绘画则是未能实践“自我批评”的“庸俗”作品;是“掩饰了艺术的媒介,利用艺术来掩盖艺术”;是利用绘画去表达社会、人性和自然等对象,唯独不表达绘画本身。

        他认为,这些让人人都能轻松欣赏的画,是“为观众事先消化了艺术,免去了他们的努力,为他们提供了获得愉快的捷径,从而绕开了对欣赏真正的艺术来说必然是十分困难的道路”。换句话说,这些“讲故事”、可辨认、优美抒情的绘画,是合成的绘画,不是纯粹的绘画。

        这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那有着高尚追求的、平易近人的现实主义绘画,何以遭到如此的攻击?其实中国古代也有此论调,“高雅”的文人画常有冷寂晦涩之风,“平易近人”是画匠的任务。黄宾虹曾说,“陈老莲每年终展览平日所积画,邀人传观,若有人赞一好者,必当时裂去,以为人所共见之好,尚非极品。此宋玉‘曲高和寡’、老子‘知稀为贵’之意。”品评艺术有赖于有专业素养的“鉴赏共同体”,而非艺术专业外人士,古已有之。这的确是艺术的傲慢和排外,却也担保了艺术的品质。在格林伯格之后,晚期现代主义的杰出代表迈克尔·弗雷德在《三位美国画家》一文中,将这种说法推向了极致,上升到了道德高度:

        “当现代主义绘画日益把自身从对社会的关切中分离出来,它借以创作的实际辩证法就承担着越来越多道德经验的密度、结构和复杂性……在一种持续不断的理智的、道德的机警状态中。”

        现代主义的这种号召甚至律令,影响了好几代人,也招致了最激烈最长久的批评,一直持续至今。例如,美国当代最著名的艺术史家、批评家列奥·斯坦伯格和迈耶·夏皮罗等人,都以其终身的成就证明,在纯粹形式之外,绘画永远有权利表达永恒的人性,而批评家也绝不应该忽略这些根本关切。(有趣的是,夏皮罗早在1960年就写出了《论抽象画的人性》。)本文限于篇幅,自然不可能铺开一一阐明,只意在做一个引子,方便读者去接触西方这些最雄辩的批评家,继续探幽索隐,一窥艺术批评中的精彩对决。

        我们已无需跳起来为巡回画派辩护了,反格林伯格的著作早已数不胜数,而值得我们多学习的正是形式主义的学问——因我们读的故事已太多,看的画却太少。就让我们在享受巡回画派的动人情味之时,也别忘记观察其中形式的技巧,如纤夫背后的水面笔触多么简洁清透,而少女背后的墙面色泽又是多么微妙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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