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人类学的中国时代

    赵旭东在《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撰文指出，“人类学的中国时代”并非新的用语，其最早是由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于1962年提出的，其用意在于提醒西方人类学家们应该注意到中国社会及其变迁的诸多研究，并特指20世纪30年代在吴文藻领导之下开展的各种形式的有关中国社会的实地研究。当前，一种以中国意识为基础的文化转型的人类学呼之欲出，它成为了新一轮“人类学的中国时代”的主基调。主要体现为如下几方面：其一，今日中国亟需人类学的理论构建，如提出了“走廊”“主体民族志”等概念；其二，人类学学科分支不断拓展，产生了诸如灾害人类学、医学人类学、法律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等分支；其三，人类学人才队伍的培养在最近20年蓬勃发展，与人类学缺少恰当学科地位形成对照；其四，既有研究范式在日益发生着转变；其五，中国人类学在“走进”和“走出”之间，即作为一门学科跨入到其他学科之中同时又始终保持其自身学科品质之间不断进行着自我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