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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在北京师范大学专家团队的指导下，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局开始进行“管办助评，各归其位”教育治理新体系探索。教育治理结构调整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将管理机构与办学机构、导助机构、评价部门相分离，弱化了原来的行政能力。那么，管理机构到底放了哪些权？在放权以后，又如何对基层学校有效管理？
挑战：学校活力如何释放
“过去，评价学校要综合考虑很多因素，像学校硬件、升学率、教师发表论文等，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在众多指标中确定了关键绩效指标，那就是学生发展。学校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以及从过程上做了哪些有利于学生发展的工作，是衡量学校工作的重要依据。”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督导室主任周常生说。
2009年，该区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启动“基于学生发展的区域教育质量提升”项目，旨在通过第三方评价对区域内学生发展状况进行深入分析，诊断制约学生发展的关键症结，改进教育治理，提升教育质量。
双方合作项目启动的第一年，项目组首先对上城区教育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显示：在学业表现方面，上城区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学习成绩呈逐年改善的趋势，但学生成绩校间差异较大，后三分之一学生成绩较其他区县低；在社会性发展方面，随着年级的升高，上城区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逐渐下降，“孤独感”和“焦虑”却逐渐上升。
进一步分析发现，导致这些问题的最深层次的症结是区域教育治理不善——教育行政机关层级较多，职能不明确，分工不尽合理；管理人员服务意识淡薄，活动缺乏计划和统筹；中小学要参加行政部门组织的大量活动，接受很多检查评比，办学自主权没有得到充分保障。
从不折不扣地执行到可以选择执行
“一个地区的教育要实现高位突破，教育治理改革是‘纲’。要围绕这个‘纲’从多个层面综合设计、多点突破，才能取得改革实效。”北京师范大学项目负责人边玉芳教授说。
学校办学自主权、时间安排权、资源分配权、结果考核权等下放，具体包括：减少低效甚至无效的会议、检查，让学校能够集中精力完成自己的任务；教师选调由学校按一定程序决定，财权和设备配置等事项由职能部门反复征求学校意见后确定；改变原来由教育行政部门直接对学校进行考核评估的办法，由督导部门或者引入第三方对学校进行评价。当然，简政放权并不是教育行政权力单纯的“放”，也包括必要的“收”。比如，收回原先让渡给业务部门的教师晋职、评优评先活动等行政管理职权。
放权以后，如何避免一放就乱的局面呢？上城区教育局在提高学校管理能力、规范行政管理行为、扩大民主参与渠道、加强结果问责四方面予以加强。
这次改革中，管理部门与学校的关系明晰了，校长的自主权明显增强，管理服务更有针对性。“现在的办学自主权更多体现在‘可选择性大了’。对于教育局给出的方向性制度，以前‘学校要不折不扣地执行’，现在则可以选择执行：可直接使用，可部分使用，也可改造使用。”胜利小学张浩强校长如是说。
从重“研教”转向重“研学”
组织架构变革促使学生发展研究中心重新审视部门工作的价值导向。原教学研究中心、学科研究部工作重心聚焦在学科教学研究，因此教材分析与研究等成为部门教研员的主要职责。“管办助评”机构改革后，学生发展研究中心从过度关注教师的“教”向“以学定教，以学研教；研学促教，研学评教”工作重心转移。
提到综合改革中的理念更新，从事数学教研工作多年的余功蔚老师十分感慨。她说：“改革后，教研员原有的行政职能被剥离出去，教研室变成一个纯粹的导助机构，服务学生和教师的发展。现在，我们的教研活动已实现从‘研教’向‘研学’的转变。学生学习动机是否得到充分激发？学生学习体验是否积极愉悦？学生的全面发展体现在哪里？这些是我们经常讨论的问题。”
改革的成效最终体现在学生发展上。五年来，上城区学生学业水平提升明显，初三学生在全市初中毕业生学业能力水平抽测中提高显著，后三分之一学生的成绩也于2012、2013两年在全市各区县中名列前茅，表明区内教育公平也有了实质性进展。中考招生优高率连续几年增长，并稳居全市前列。在社会性发展方面，北京师范大学项目组连续多年收集的学生发展追踪数据也显示，学生们的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社会公正感等逐年提高，孤独、焦虑和抑郁情绪等逐年下降。（本报记者 靳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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