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多样性与“一带一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民族地区是我国的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文化特色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只有了解了这个“家底”，才能真正了解我国的基本国情。

 

    过去，我们大多从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角度去看我们的国情，包括一穷二白等等，但是文化特色可以说是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集中体现中国文化多样性特点的这样一个载体，同时也是生物多样性的地区，当然很多也是贫困地区。这样一个基本国情，我们应当很好地去把握和理解。因此，“文化特色区”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多样性的特点。

 

    今天，我们在“一带一路”的建设当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转变——从历史上的边缘地区、改革开放的后方地区转变成为前沿地带，而这个前沿又是一个既要对内开放，又要对外开放的双向开放“中心区”。共建“一带一路”的基本理念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发展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发展的潮流，即坚持和谐和包容的准则。

 

    我们注意到，在“一带一路”建设愿景和行动的文件发布中，特别强调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观。就是说，我们理解广义的文化，一方面要理解文化的多样性，更重要的是要理解文化如何去共生共荣，包括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它的发展模式也属于政治文化范畴，同样要得到尊重和相互的兼容、宽容、理解，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讲，也是可以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的，那么从这样一种角度出发，具有示范效应的民族地区的文化优势应该说相当重要，因为对外开放本身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内容，而且是文化方面的内容。边疆民族地区的示范效应和文化优势十分重要。所以，从基本国情和双向开放这两个角度，我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中华文化多样性源远流长

 

    先秦时代的文献已经记载了，“五方之民”共天下。天圆地方下的“五方之民”指的就是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中华夏。在这种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格局中，对周边统治的传统智慧，即“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因俗而治、和而不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这种维护一统而又重视差别的理念，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的历史，是“五方之民”在互动交融中共同创造的历史。无论哪个民族建鼎称尊，建立的都是多民族国家，而且越是强盛的王朝吸纳的民族就越多。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正统。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那么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讲，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民族多样性决定了文化多样性。多样性意味着差异，而差异是人类社会最普遍的现象。当然差异也意味着矛盾，这种矛盾就是说我们应如何对待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差异，如何对待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异，甚至如何对待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异，这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文化观或放大的文明观的问题。

 

    生物多样性是维护生态平衡的基础，这个基本道理已经相当普及。那么，文化多样性为什么不能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的基础？为什么文化多样性一定要冲突，甚至放大为“文明的冲突”？这是我们研究文化问题和面对多样性问题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少数民族文化是构成中华文化最斑斓的色彩，这一点显而易见。中国共有38项非遗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少数民族项目有14项。2013年，1219项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中，少数民族项目有433项，占34.9％；1986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少数民族传承人有524名。这表明，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斑斓色彩，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和发展的问题最为突出。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少数民族文化块头小，抵抗市场经济冲击的能力弱，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流失严重，不能等到失去才懂得珍惜。少数民族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资产，不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地域的。

 

    我们尊重文化多样性，首先就要保护好中国自身的文化多样性。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把汉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忽略少数民族文化，把本民族文化区别于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缺乏认同，都是不对的，都要坚决克服。

 

    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所谓民族团结、民族和睦就是讲中华文化的根，大家都要认同中华民族，都要认同中华民族的文化，而认同中华民族的文化才能解决对祖国的认同，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所以文化的作用，是一个深层的，涉及人内心的作用。文化认同问题解决了，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才能巩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多民族是一个优势，这一点不仅仅体现在文化上，而且还体现在多民族的“家底”，包括资源富集，水系源头，生态屏障等多方面的优势，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或者庆幸我们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所以，在遇到民族问题、文化差异问题时，那种把多民族当“包袱“，把民族问题当作“麻烦”，把少数民族当作“外人”，企图通过取消民族身份、忽略民族存在来一劳永逸解决民族问题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在世界范围也没有可资借鉴的所谓“成功经验”，反而有不少从否认到承认的普遍实证。

 

    我们一直讲，我们国家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里，“统一”是指中华民族的统一，中华民族统一才有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多民族”是指中国各族人民在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存在着历史形成的多样性差异，承认和尊重这种差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是和谐国内民族关系的前提。

 

    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指向，是尊重差异、缩小差距，这是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确立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特色民族观在民族事务方面的重要体现。缩小差距，缩小的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尊重差异，尊重的就是广义的文化的差异——这是我们民族政策最核心的东西。

 

    中国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观念立足于在差异中求和谐、在多样中求统一，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构筑多元一体大家庭各成员之间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精神纽带，即共有的精神家园。

 

    总体而讲，中华文化就是各民族文化的共生交响。中华文化如同一个交响乐团，各种乐器的特质之音、七音八度的差异之声，在指挥的协调下共声交响，演奏出美妙和谐之声。“以五声播于八音，调和谐合而与治道通”。这是古人从音律和谐中感悟的治世之道。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中华文化就是一个现代交响，各民族共生，谁也缺不了谁，它必须是在多样性的交响当中演奏出中华民族的华彩乐章，才能够实现这种尊重差异的多元一体。

 

    中华文化的现代“交响”，包容着各民族文化的音质声调，在中国共产党“指挥”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主旋律，演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华彩乐章。这就是尊重差异、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认同，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凝聚。

 

在国际比较中坚定自信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三个自信”，这是我们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当中，必须要强化的一个自我意识。

 

    近年来，对中国民族政策的讨论，是国内外学界和社会舆论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最基本的判断就是中国民族政策出了问题，进而在所谓的“反思”中产生了一系列评判：“苏联模式”“大拼盘”“调整说”“失败论”。同时以“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命题开出了一系列药方：学习美国、印度、巴西的“大熔炉”“文化化”“族群说”“社会政策化”，重返民国“宗族论”，直到“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取消“民族身份”等集大成的“第二代民族政策”。这些观点一方面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另一方面也直接影响到民族工作实践，在民族关系领域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在西方历史上，处理种族、民族、土著居民和移民等问题，长期采取奴役、歧视、隔离、驱赶、强迫同化甚至灭绝的政策。所以，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殖民主义、沙文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理论和实践都源自西方。即便废除了奴隶制，仍实现“隔离但平等”（美国）、“既不平等也不隔离”（巴西）、“种族家园隔离”（南非）等制度和政策，“白人至上”的观念根深蒂固。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民权运动的影响下，美国等西方国家才在“承认的政治”观念中转向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平权政策”实践。

 

    自1970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开始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影响了欧洲和众多实行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这些政策实行到今天又陷入了所谓的“承认的困境”。2010年、2011年德国总理、英国首相相继宣布：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失败。2014年欧洲委员会发表最新完成的欧洲人权状况报告，报告指出：今天的欧洲民主、法治与人权状况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危机，是冷战结束以来最为糟糕的。欧洲面临的人权现状，其中包括种族主义与种族歧视、腐败、拐卖人口、放纵仇视言论等。在欧洲，39国有歧视少数民族的问题，23国执法粗暴，23国排斥和歧视罗姆人。在许多欧洲国家，贫困和高失业率助长了矛盾冲突与极端主义势力的抬头。一年多来美国连续发生的警察对黑人施暴案及其引发一波又一波的抗议浪潮，不仅使世界而且也使美国人自己认识到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在美国远未克服，种族问题远未解决。

 

    这些都表明，他山之石未必都可以“攻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

 

    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能放弃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56个民族，我们能照谁的模式办？谁又能指手画脚告诉我们该怎么办？因此，在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方面，即便是借鉴某些具体措施，也要搞清楚来龙去脉，准确地了解对方的国情和政策依据。

 

    很多人提出要学习“新加坡经验”，特别是各种族“共居”的“组屋计划”，同时有对中国的民族识别、身份证上的族别标注批评质疑，取消之论比比皆是。那我们就来搞清楚“新加坡经验”究竟是怎么回事。新加坡不叫民族问题，叫种族问题。新加坡“种族融合政策”（Ethnic Integration Policy）中的“组屋计划”，实施条件就是身份证上的“种族”（race）标注。它的社区建设就是按照三大种族的比例入住，现在它的身份证上已经出现了90多个种族的标识。比如华人和马来人结婚了，为孩子办出生证的时候，父母可以为孩子选择种族，可以是华人或马来人，也可以是华-马来人，或马来-华人。随着来新加坡移民的外国人的增多，种族类型也不断增多，但政府不厌其烦地标注在身份证上。公民15岁的时候有一次更改种族识别的权利，之前是父母给确定的，如果不更改，这个身份证一辈子跟着你了，你买房子，享受各种各样和种族有关的政策全部要依据你的身份证。

 

    那么，我们的身份证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如果我们把身份证上的族别信息取消了，是不是全国人民的中华民族认同就加强了？我们不能本末倒置的去思考问题，更不能说看着人家哪儿好就一定适合我们，我们必须搞清楚人家背后支撑的东西是什么。新加坡有这套政策，他们也搞身份证上的族别信息，而且比我们搞的更加繁多具体。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民族政策，既有尊重历史、顺应人心的一面，又有体现国家统一基本原则。一个国家在解决民族问题上，选择什么样的道路、采取什么样的模式，是基本国情、历史演进、经济社会状况、文化传统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在处理统一和多样的问题上，我们的理念和制度设计是非常先进的。我们强调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问题。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开拓创新，这是习近平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讲话中深刻阐释的重大政治原则。这条道路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尊重历史、符合国情、顺应人心，在解决我国民族问题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伟大成果。对这个成果，我们要万分珍惜。如果说实现程度不够，是因为支持这种制度优越性的经济基础还未达到那个水平。所以，必须正确看待我们的国情，不能因为我们取得的成就而自以为是，也不能因为制度还没有充分实现在经济社会发展支撑下的优越性而认为技不如人，就要妄自菲薄地追随他人。

 

国内民族政策优势

 

    “一带一路”实际上可以概括为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路、带、廊、桥”大棋局。它还包括缅中印孟、中巴、中蒙俄三个走廊，以及欧亚大陆桥。这个棋局的开放是立足周边，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建自由贸易区，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互联互通，达到一种合作的更加紧密、往来更加便利、利益更加融合的互利共赢发展。

 

    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这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贸区，人口近20亿、6万亿贸易总额、GDP达9万亿美元。在此基础上，中国与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兰、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签订自贸协定，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澳大利亚、挪威、冰岛、瑞士商建5个自贸区。其中，中-澳、中-韩自贸区完成实质性谈判。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目的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以周边为基础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新世纪以来，世界油气逐渐向“中东、中亚、俄罗斯”和美洲两个供给、出口中心地带，美国、欧洲和亚太三大消费中心位移，并与“一带一路”中的能源丝路在“中东、中亚、俄罗斯”供给、出口带和亚太、欧洲两大消费中心区域叠合。

 

    众所周知，能源是发展的动力，也是瓶颈。中国能源生产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拥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人均能源探明储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33%。从1992年开始，中国能源生产与消费总量缺口逐渐拉大，能源消费与供应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按照国际能源机构的预测，2020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68%。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煤炭进口国。美国能源情报署（EIA）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净进口国。目前中国原油进口的60%以上来自于局势动荡的中东和北非，中国进口石油主要采取海上集中运输，原油运输约4/5通过马六甲海峡，面对着制约中国能源安全的“马六甲困局”（the Malacca Dilemma）。“一带一路”建设的开放性发展，目的就是为了使中国与周边、中国与世界实现“不设置障碍”的互利合作、共同发展。

 

    正如“一带一路”愿景所宣示的那样，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坚持和谐包容。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一带一路”是一条互尊互信之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点之一就是“民心相通”。这是实现双向开放的内政和外交条件。民心通最有力、最有效的就是文化通，文化通当中就包含了语言通，语言不通怎么去做民心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专门讲，解决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做民族团结重在交心，要将心比心、以心换心。语言相通是人与人相通的重要环节。语言不通就难以沟通，不沟通就难以达成理解，就难以形成认同。这对民族地区“双向开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心相通，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实践准则，体现着尊重历史、符合国情、顺应人心的道路特色。我们必须用这样一个民族政策的理念来考虑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路、经济走廊的对外开放建设。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与周邻国家和地区存在着传统的交往关系，其中包括语言相通、文化相通、习俗相通、宗教相通等因素。例如新疆地区的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和宗教信仰等因素，与中亚几个国家都能够相通，跟西亚的国家也能够相通，甚至与其他穆斯林国家也能够相通。这是我们的优势还是劣势？承载这些文化的少数民族，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对外开放中，应该在民心相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带一路”建设的对外开放，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地位转换，同时也面对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各民族人民发展进步的艰巨任务。作为双向开放发展的中心区域，既要走出去、又要请进来，还要应对敌对势力、“三股势力”的渗透和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使中国民族政策的先进理念首先在国内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同时，培养边疆地区各族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产业工人队伍和各类人才，使少数民族人民成为开发者、建设者、双向开放的实践者，这是民心相通的重要优势。中国的民族政策理念突出了尊重差异、缩小差距的基本指向，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是加快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障，也是使我国民族政策的先进理念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对外延伸的基础。

 

    我们常说“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属于我国内政的民族政策中的观念和原则，同样可以延伸到对外开放的实践中。我国石油企业在中亚国家中的实践，就彰显了这种效果。例如在土库曼斯坦，我国的石油企业实行企业在地化、职工本土化，确定了中-土职工3：7的比例，花大力气为所在国培养企业管理人才和工人队伍，尊重当地的文化、风俗习惯，学习当地语言，为当地民生等公益事业作出贡献，实现了民心相通基础上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些实践，正是属于我国内政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内涵。这些成功的实践，也证明了我国民族政策的有效性和正确性。同时，这也要求我们在国内、在边疆民族地区更好、更充分地贯彻落实民族政策，要做得更好，使“墙里”的民族政策之花，更加广泛地飘香于对外开放的“一带一路”建设中。

 

    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司马迁总结先秦、秦汉历史有关“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的说法，指出：“一带一路”建设，“对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地区是个大利好。要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边疆开放开发步伐，拓展支撑国家发展的新空间。”这一“新空间”就包括了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多样性优势，也包括了承载多样性文化因素的各民族人民在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中发挥的对外“人心通”的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民族政策中尊重差异、缩小差距的基本理念，与“一带一路”大棋局倡导的人文精神和互利共赢，是完全相通的。

 

    总之，中国构建“一带一路”大棋局，目的是建设内通外联、开放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内在的机理是共商、共建、共享、共赢，而不是谋求地区事务或地缘政治的主导权。沿线沿带国家不是棋子，都是棋手。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内政的成效关系到对外开放的成败。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精神，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边疆地区的人文优势是最重要的“软实力”。

 

郝时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助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法学部主任。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荣誉。2012年获蒙古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其学术专长为民族理论、国内外民族问题、民族历史。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世界民族问题、蒙元历史、北方民族史、台湾原住民、西藏事务、文化多样性、族群理论等方面均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近年研究著述有《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民族问题》《台湾民族问题：从“番”到“原住民”》《类族辨物——“民族”与“族群”概念之中西对话》等。

 

    （本报记者殷泓 通讯员沈晨叶根据郝时远讲座录音整理编辑）（本版图片除标识外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