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庆祝“5·9”胜利日

    有一张旧照，是我26年前在莫斯科大剧院广场为庆祝“5·9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的苏联老兵们照的。照片并不清晰，因为那时不仅没有数码相机，甚至连国内带去的“乐凯”彩卷也经常“断炊”，是用当时苏联人常用的反转片（即幻灯片）照的。但它是我的珍藏，里面有我永不褪色的记忆。是它，一次次把我带回莫斯科大剧院广场。

    26年前，作为国家公派生的我刚在莫斯科大学报到就听人说，莫斯科有一个说法：如果你没有和莫斯科人共度一个“5·9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就还没有资格说你到过莫斯科。终于等到了“5·9”，一大早我便照老学长们的指点乘地铁直奔市区的大剧院广场和高尔基文化公园。每逢“5·9”，老战士们就会在这两个地方寻找幸存战友，年复一年，这已成为莫斯科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一出地铁，我便看到大剧院广场已是人头攒动。身着当年军服、胸前挂满了各种勋章的老兵们三五成群，高擎着用红布做的写满当年部队番号的横幅。我急忙挤进人圈，只见在一面写着“列宁勋章、库图佐夫勋章荣誉团队、重型机械化军团所属独立第一近卫师”的横幅下，三位老兵正翘首指点。所有的人都向他们投去敬慕的目光。当我向一位身材高大魁梧、佩有当年空军上校军衔的老战士问候时，他先是把我当成日本记者，后听说我是中国人便立刻和我拥抱。他告诉我他叫伊万，已经84岁，战前是鲍曼工学院的工程师，入伍后当了一名飞行员。1941年他曾奉命在哈尔滨帮助训练中国飞行员。他用俄语拼出几个中国人的名字：孙广斌、王有禄、宗广斌、张西林、卓彦青等，又拿出笔在我的小本上写下他的姓名、地址、邮政编码：“莫斯科，129337，雅拉斯拉夫大街120幢344号，申斯罗夫·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写完后指着小本对我说：“你回国时一定帮我打听一下我训练的这几个飞行员是否还活着。如果有他们的消息，一定写信告诉我，一定！”随后又补上一句：“我家里还有我们的合影，明年我还要来这里，到时把照片带给你看，你一定要来！”那不容分说的语气，就像我明年一定会在这里给他带来意外的好消息。我不愿让老人失望，当然也没有勇气启齿说寻人的任务实在难以完成。我应诺了他，心里却沉重极了。悠悠26年过去了，老上校伊万若在世应该整整110岁了，他还会拿着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和中国飞行员的合影照片，满广场地找我吗？

    那一天，俄国朋友尤拉给我讲述了另一个令我震撼的故事：一位参加过1941年11月7日红场阅兵、随受阅方队经过列宁墓后直接开往前线、几个小时后就投入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老兵，曾在“5·9”胜利日，在高尔基文化公园的树下，胸前吊着一块“71高炮师”的牌牌，连续伫望了三年，却未寻到一个幸存战友。家人劝他死了心，老人说：“只要我不死，我还要一年年、一年年地等下去！”大概不会有人想到，脱下一身象征着荣誉的戎装，这些老者便是莫斯科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那些最普通的养老金领取者。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在商店售货员、机关看门人、街道清洁工等各种最普通卑微的岗位上工作过。没有居功自傲，没有叹老嗟卑，这就是经过战争“淬火”的一代反法西斯红军战士！他们，在遍布俄罗斯的大大小小的宫殿教堂之上，构建了另一座精神神殿。俄罗斯伟大的文学家赫尔岑说过：“人类关系只有在未被庸俗化的时候，才能成为真实而神圣的东西。”人类感情有时只在极端的正义和非正义的冲突，即战争中才能变得单纯，得到净化。然而，人性的悲剧也在于此：美好的东西往往流星般易逝，以至于人们不得不靠一些确定的节日来重温。

    “5·9”这天，莫斯科只有一个旋律，便是《喀秋莎》的旋律。

    在莫斯科大剧院广场前，我的目光被四位身穿当年陆军军服、头戴船形女兵帽、肩上斜背着当年行军米袋的白发老太太吸引过去。也许因为看过太多的描写卫国战争苏联女兵的文艺作品的缘故，对战争中的苏联女性保留着一种特别美好的记忆。看到紧紧拥抱在一起的她们，我的脑海中立即幻化出《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那些年轻的女高炮战士，《战地浪漫曲》中那因战争而获得、又因战争而失去了浪漫爱情的浪漫女护士……一会儿，四位老太太忽而由相拥而泣变为破涕为笑，齐声唱起了《喀秋莎》。歌喉并不年轻，此刻听起来却分外悠扬迷人。很快，四人合唱变成了广场上的大合唱，我也情不自禁地加入了这支大合唱的队伍。歌声回荡在大剧院的上空，把人们带回战火纷飞的年代。

    1938年，作曲家玛特维伊·勃兰特在一次旅行中偶然结识了著名诗人伊萨科夫斯基，央求诗人为他写一首歌词。伊萨科夫斯基便写了《喀秋莎》。勃兰特拿到词后立即谱曲（其间还请伊萨科夫斯基又补写了八句）。歌曲于1938年在莫斯科首次演唱，立刻受到欢迎。第一次演出就返场三次，随后灌成唱片。由于歌词富于抒情色彩，曲调优美流畅，很快得到流传。在战争时期的流传中，苏联火箭兵、炮兵、步兵等纷纷将《喀秋莎》衍变成各军兵种的“军歌”。甚至意大利和法国的抵抗力量也曾用这支曲子填上抵抗力量战士的词。几乎可以说，《喀秋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传遍了欧洲的反法西斯战场。

    在伊萨科夫斯基的故乡斯摩棱斯克市（在莫斯科与明斯克之间，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最激烈的地区之一）有一座《喀秋莎》博物馆，馆内收藏了许多有关这首歌的珍贵资料。如1943年，苏军415步兵师的战士们在战壕里突然听到德军宣传队放《喀秋莎》唱片，战士们对敌人亵渎这首神圣的歌曲感到万分愤怒，立刻用“喀秋莎”大炮还击，把德军宣传车炸成一堆烂铁。博物馆保存的苏联前线官兵和亲属的信件中有这样一封：一位叫米申娜的姑娘写信说，战时爸爸从前线写信给妈妈，寄了《喀秋莎》歌词，信中说，“喀秋莎（米申娜母亲的名字——引者注），这首歌简直就是为你写的。你的爱情永远属于我。等我打完仗回来，我和你一同唱这支歌。”爸爸没有从前线回来，妈妈始终保存着这封信，一人把她拉扯大。伊萨科夫斯基的故乡人在乌格拉河岸上立了一块巨石，据说代表诗人意境中喀秋莎唱歌的地方。当地小伙子参军前都在这里同心爱的姑娘吻别。巨大的铜牌刻着这样的诗句：“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二十几年过去了，令我梦牵魂系的那块热土经历了太多的变故，物是人非。但每每想到“会战友”，想到无处不在的“长明火”，我的心中便立刻升腾起一股热流，为那些老兵，为那个有足够理由自豪的伟大时代。

    （作者为文艺评论家，《文艺报》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