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国之举 强军之策

    习主席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第一次从国家战略层面，系统勾画出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基本框架。这一框架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对我国军民融合发展的历史方位作出准确判断，得出当前我国军民融合发展刚进入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过渡阶段的科学结论；进一步明确推动我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目标，是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全面部署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举措，即必须强化大局意识、强化改革创新、强化战略规划、强化法治保障。这三个要素互为关联，构成一个科学、完整的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体系，标志着我们党在战争形态信息化、技术形态军民通用化、经济形态市场化条件下，对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规律性认识产生了一次历史性飞跃，必将对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大国向强国发展的必然抉择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面临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我们发展得越快，对外部的影响冲击就越大，受到的战略反弹力就越强，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可以预见的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就会越多。国之大事，莫过于发展和安全。处理好了，国家兴盛；处理不好，国家衰亡。这既是一个古老的历史难题，也是一个世界难题。世界上没有不以安全为条件的发展，也不可能有不以发展为目的的安全。在军民通用技术占据主导地位、资源约束更加趋紧的当今时代，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是顺应世界大势、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不二选择。

    美国国防部一项调查表明，如果向民营企业开放国防市场，可以使装备建设成本降低30%～50%。英国国防部研究计划规定，必须将1/3的科研经费分包给民用企业和科研院所，目的是降低军品研制成本。由于历史原因，目前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还存在着军民分割、资源浪费、效益偏低等问题。比如，国家信息技术研究机构和民营高技术企业研制的电子信息设备等，可以用于发展信息化武器装备，比军队独自开发省时、省力、省钱。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看，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国防建设，对资源的需求都非常大。要利用有限的资源实现富国强军，就必须充分发挥国防建设领域和经济建设领域资源整合的优势，实现一种资源投入、两种效益产出的“兼容型”“双赢式”发展。

    国内外实践表明，国防经济对发展高科技产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改善经济布局、创造就业机会、扩大市场消费等方面，具有显著牵引和推动作用。当前我国生产力总体水平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结构性矛盾突出。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推进军民融合，有利于将部分军事需求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缓解内需不足的问题，有利于借助军事领域的高新技术、科技成果和管理创新机制，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争夺未来20到30年国防安全主导权

    从人类已经发生的几次大的军事变革看，军队转型都是先从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器物层面，发展到体制编制等组织层面，最后再引发思维方式、作战和发展理念等文化层面。而且，一次大的军事革命往往是持续性的，要经过几次技术－体制－理念的次级革命才能完成。目前发达国家的新军事革命，正处于第二个次级革命之中，美军称之为“二次转型”。“二次转型”的显著特点，是改革与融合密切联动，共同打造新型战争机器。启动二次转型的，是用军民一体化方式正在推进的大数据、云计算、3D打印等“颠覆性技术创新”，目的是动态储备未来20年的最新技术。

    在西方国家，80%以上的民用关键技术直接运用于军事目的，高新技术的每一项重大突破，往往都会在民用领域和军事领域同时引发巨大变革。军事技术转民用和民用技术转军用越来越多，军民通用的知识技术资源相互渗透与扩散越来越深，军用与民用设施越来越难以分离。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抢占军事战略制高点，争夺国际军事竞争的新优势，各国越来越多地通过国家力量强行推动军民融合，利用国家资源和整体力量来实现防务能力的整体跃升。如美国早在1993年即出台《国防转轨战略》，明确提出国防工业军民一体化的调整目标，旨在将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融为一体，建立起一个军民共用性的国家工业基础。俄、法、德、英等国也通过加强立法等形式，从国家层面对推进军民融合进行顶层设计。这深刻反映出，现代战争从本质上说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体系对抗，主要表现为综合国力、国防发展理念、军民融合程度、国防体制机制整合力之间的较量和对抗。

    深入一步看，围绕军民融合展开的无形竞争，实质是对未来20到30年国防安全主导权的争夺，背后是现代国防安全理念与体制的交锋，比拼的是谁的军事制度更具适应性、更具变革能力，更能通过军民融合来凝聚国家意志和全社会力量，支撑和孵化更高层次的技术创新。在这种激烈的军事竞争中，不进则退，小进慢进也是退；不融合则败，慢融合浅融合也会败。

在国家层面实施“强力推进型”模式

    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军民融合发展刚刚进入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的过渡阶段，融合层次比较低、范围比较窄、程度比较浅，与强军目标要求和世界发达国家军民深度融合相比还存在相当的差距。主要问题是，国防和军队建设长期形成的自成体系、自我封闭、军民分割、军民分体化建设的观念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部门和行业壁垒导致军地之间信息传递梗阻，不少基础设施建设和科研项目军民重复立项、多头建设、分散研制，资源重复配置，资源使用效率低下。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军民融合的微观主体、技术起点、经济体制、法治环境以及国际合作环境都有很大的差异性。发达国家的军民融合发展是以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规范的法治环境为平台的，与社会经济转型之间不存在较大矛盾；而我国军民融合发展是在社会经济体制仍在转轨的环境中进行的，经济环境、法治环境和政策环境还不稳定、不完善。在现实中，我国军民融合面临着观念、体制、机制、政策、法规、标准等一系列问题，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军民融合发展“低层次徘徊、分散式领导”等问题。有些单位和部门仍存在“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以及“融合别人可以”“被别人融合不行”等现象。显然，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发展必须系统谋划、综合发力。因此，我国推动军民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发展，更应在国家层面实施“强力推进型”模式，制定比发达国家更加坚强有力的战略规划，并以更强大的战略执行力和政策推动力，统筹规划国家经济建设的“棋局”与未来军事领域的“战局”，把国家安全和发展真正锻造成国家利益的一块“整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