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何没有涉及抗战时期历史问题

    1945年4月，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这段历史作出郑重结论。《决议》是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重要关头作出的，却没有涉及抗战时期的历史问题。对此，《决议》已作了说明，指出：“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关于抗日时期党内的若干历史问题，因为抗日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当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0页）在《决议》通过第二天召开的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也指出：“至于抗战时期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成熟，所以不去解决它。”但此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并未对抗战时期历史问题作出结论。认真研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有关论述，就会发现上述说明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决议》之所以没有涉及抗战时期历史问题，关键还是由它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决定的。

    《决议》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揭露和批判三次特别是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剖析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之所以要揭露和批判“左”倾错误路线，一方面是它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带来了严重损失；另一方面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的统治，但由于没有从思想上进行系统清算，这种错误的影响一直存在，在抗战初期发展成为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这成为当时全党正确认识和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最大障碍。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地提出了清算以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表现形式的“左”倾错误路线的任务。为完成这一任务，中共中央决定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讨论研究历史上的路线问题入手展开整风运动，教育全党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对讨论研究历史上的路线问题，1942年3月毛泽东强调，这个研究是必需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并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页）他指出，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决议》重要起草人之一胡乔木后来也指出，王明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搞的一套究竟是对还是错，“这就要算历史账，才能搞清楚”（《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三次“左”倾错误主要发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主要发生在中央领导层。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思想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发展起来。因此，《决议》强调：“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55页）

    围绕核心问题的解决，《决议》内容的主体部分是详尽地揭露和剖析三次特别是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发展过程、主要表现、危害和错误产生的根源，用大量篇幅从政治、军事、组织、思想四个方面对正确路线、错误路线进行了详细对比论证。这样，不仅有力揭露和批判了错误路线，而且系统论述和阐发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主要观点，勾勒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轮廓和基本内容，从而极大地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加强了全党的团结，为中共七大胜利召开在思想上作好了充分准备。对这种对比论证方式，邓力群指出：“对教条主义的危害需要彻底地揭露，需要系统地认识。用批判这样一种错误来更好地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地位，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使全党更好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使党的思想更好地统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上面，这是历史和当时的条件要求这样作的。从主要的意义上讲，一九四五年的《决议》确实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而且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起过巨大的作用。”（《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596页）

    对《决议》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和其内容的主体部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讨论历史问题一开始，就是十分明确的。1941年9月至10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拉开了讨论历史问题、在中央领导层开展整风运动的大幕。而对历史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领导路线问题上。此前，毛泽东在审核中共六大以来文献资料、主持编辑《六大以来》过程中，看到了许多在中央苏区时没有看到的资料，对“左”倾错误路线的严重危害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中央领导所犯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并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进行了分析批判。根据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毛泽东起草了一个《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对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左”倾错误路线作了一个清理和总结。由于当时党内思想认识还不一致，这个草案被搁置起来，但它的主要思想观点和内容被后来起草的决议稿所吸收。1944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起草历史问题文件后，最早形成的草案稿题目是《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中间又改为《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1945年春，毛泽东对草案稿进行第一次修改时，将题目确定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既然是“若干历史问题”，就意味着不可能涉及全部历史问题。正如前几个草案题目显示的，《决议》内容的主体部分，从时间跨度看，主要是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时期；从内容看，主要是这一时期的中央领导路线问题。对《决议》这种内容详略处理和谋篇布局，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指出，在这个短短的历史议案中，要把24年的历史都写进去，是很不容易的，“自然我们还不是修党史，而是主要讲我们党历史上的‘左’倾错误，讲党史上一种比较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与一种有些适合但有些不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的斗争，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6页）基于这种考虑，《决议》对大革命时期的重大问题基本没有涉及，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其他重要事件、重要人物提及得也比较少。这也正是《决议》没有涉及抗战时期历史问题的重要原因。1991年，胡乔木在解答这个问题时指出：“讨论历史问题，本来就限于土地革命时期这一段。如果时间跨度延伸到抗日战争时期，整个文件的格局就要发生很大的变化。如果决议要写到遵义会议以后、写到瓦窑堡会议、西安事变、然后抗战爆发、那就涉及很多的问题。因为抗战时期的问题，有些在党内已经比较清楚，有些还要看看。但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不但向来没有这么说，而且还曾多次肯定四中全会是正确的，所以决议要集中力量写这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5页）胡乔木这一阐述，应该说很好地体现了《决议》的意图和思路。

    对是否涉及抗战时期历史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起草《决议》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在1941年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中，毛泽东把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分为“四中全会及其以后”“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三个时期进行了分析。对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领导路线，毛泽东概括地列举了几项主要工作，没有展开详细论述，但涉及了抗战时期的历史问题。毛泽东最早提出不对抗战时期历史问题作结论，是在1944年3月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当时有关重要历史问题的争论作了系统回答，指出：“对抗战时期的问题也许不在七大上作结论，七大是做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的结论。”（《决议》原定提交中共七大讨论，后经毛泽东提议改由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笔者注）尽管如此，中共中央重新起草决议后的几个草案稿，还都涉及了抗战时期的历史问题。1945年3月底，毛泽东在对草案稿进行第三次修改时，作出一个重要修改，就是“加写了关于抗战时期党史路线问题不作结论的一段极为重要的话。……这样，以后稿上涉及抗战时期历史问题的内容统统删去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15页）

    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写《决议》不是“修党史”。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作为肩负特定历史使命的政治文件，《决议》写什么、不写什么、怎么写，都不是主观随意的，而是由历史的、现实的客观需要决定的。在当时条件下，《决议》不需要也没有必要对抗战时期历史问题作出结论，或者说作不作出结论对当时现实的影响不大。如果对这些问题作出结论，反而会影响核心问题的解决。这启示我们，只有把《决议》放到它形成的特定历史环境中，放到党的整个发展历程中来考察研究，才能深刻领会和准确认识其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对重大历史问题的结论，充分认识其重大意义。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