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震：历史与价值的追问

    对于真正的哲学家而言，哲学不仅是一门“很智慧”的学问，更是一种“爱智慧”的生活方式；“爱哲学”不是一句空泛随兴的抒怀，而是一种身体力行的诠释。这一点，在与哲学倾心交谈大半生的韩震身上，得到了充分印证。

 

    这位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学者，生命中处处是“沉思与追问”的烙印。历史与现实、实践与理性、人与社会、认同与价值……在西方哲学的视域里，他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一次次用锐利的探问逼近真理，以他山之石垒砌着助力中国腾飞的“精神跑道”。在他看来，哲学家不能只醉心于概念游戏，在解构与怀疑之后，亦该用积极的建构与信念服务现实。

 

    一边治学，一边教学。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副校长，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党委书记，作为师者的韩震身份屡屡改变，不变的，是对教育真谛与价值的不懈求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青年教师高宁对这位师长做如是评价：“由西方哲学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使马哲对西学的批判更加真实；从历史哲学到价值哲学，使价值观研究更为深刻；兼师者与学者，使理论阐述更接地气。”

 

    为人、为师、为学，三种人生角色，在哲学铺设的底色中贯通为一。

 

哲学家的冷与热：在历史性与理想性之间保持张力

 

    1999年末的某个夜晚，迎着新千年即将到来的微光，韩震提笔写下心声：“也许在新千年开始之际，中国哲学家们将不再满足于译国外哲人的理念，也不再满足于注释孔孟老庄……要记住：甚至连孔孟老庄的神韵，柏拉图与康德的魅力，也只有借助当代中国哲学2000新版本的太阳，才能闪耀出灿烂夺目的光芒。”

 

    他是如此热切地呼唤着“当代中国哲学2000”，期待着与同道们一起“奋起创造无愧于新千年而又具备世界影响力的当代中国哲学”。

 

    只有在哲学面前，他才毫不掩饰炽烈的情感。

 

    这种在少年时期便因“对外部世界的惊奇”而起源的感情，使他甘愿成为这门爱智之学的追随者、布道者。

 

    “韩老师为人沉静，但只要谈起哲学问题，便滔滔不绝，神采尽显。”不止一位学生有此感觉：他对哲学有强烈的使命感，这令他的学术研究不仅有理论深度，更有现实关怀。

 

    哲学家固然要仰望星空，但，韩震并不以“专心观察天象，却掉进现实之井”的泰勒斯自居。在他看来，哲学既然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灵魂，就必然无法脱离这个时代与民族的具体实践；哲学工作者所肩负的，便也不只是探问自己内心世界的使命，更有“创造新社会的理性责任”。

 

    在这种责任的牵引下，韩震的学术研究从18世纪法国哲学起步，逐渐向着西方历史哲学聚焦——他渴望从对历史发展经验教训的哲学思考中，探寻属于这个时代的思想武器。

 

    1991年，33岁，韩震捧出了40余万字的著作《西方历史哲学导论》。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西方历史哲学发展的著作，一经问世便引起学界广泛关注；此后，《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等专著接连问世,上百篇论文索隐探微，同行们评价：“清晰勾勒出西方历史哲学的逻辑发展线索”“提出了诸多有启发性的创新观点”“拓展了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领域”。

 

    所获成就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对历史哲学的分析和考察，使韩老师形成了一种历史性思想。在他看来，人和社会是历史性的存在，但如果不用理性引导历史发展，就无法超越历史和现实。”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吴玉军曾是韩震的博士生，他对老师的研究理路十分推崇：“他秉持历史唯物主义，主张在历史性和理想性之间保持张力、达成平衡，从而达到一种‘实践的理性主义’，引导人类走向光明。”

 

    “历史性思想”贯穿至今。数十年来，韩震的学术视野不断拓展，几乎每项研究，都最终指向他身处心向的中国——

 

    他研究西方政治哲学，对其人权、正义、公平等理论进行批判性考察。因为，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今天，“要在政治上获得主动权，就必须加强对世界政治及其理论意识形态的研究”。

 

    他关注历史传统与文明演进，主张对传统既不故步自封，亦不陷入虚无主义。“我们的传统应该是开放和不断创新的；我们的历史应该是面向理想而不断进取的。”只有这样，人才成其为人，社会才能体现文明的创造力。

 

    他深思文化认同与价值追求，寻求中华文明的归属感与向心力。近年来，考察古今中外价值理念与价值实践、倡言今日中国的价值自觉与价值自信、探寻高扬价值观旗帜的实践路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成为他心之所系。

 

    用冷静的哲理之思，圆热切的家国之梦，他将学术旨趣与学者职责统合为一。

 

教育家的厉与温：用深沉之爱培育有价值的人生

 

    韩震培养的每位研究生，都对导师的“读书会”记忆犹新。

 

    频率一周一次，固定在周六或周日；议程有二：一是询问每个学生的学术进展，二是师生围坐，一字一句地读书。黑格尔的逻辑学、康德的三大批判、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一位位哲人艰深而精妙的思想，点滴充实着学生们的知识谱系。

 

    不但读书，更要“批判”。

 

    “韩老师提倡学术批评，几乎所有同学都在某个学术问题上‘批判’过他。有一次，我认为他对康德某思想的解释不具完整性，和他争得很激烈。但老师自始至终兴致很高，没有一点儿被冒犯的不悦。”2005级博士生、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副教授吴晓云回忆。

 

    一句“提倡”，难以形容韩震对“批判性对话”的执着。在他眼中，这非一般教学方法，而是回归哲学本质的必需手段。

 

    哲学从来不是功利世界的宠儿，研习哲学也没有捷径可走。随着市场经济兴起，很长一段时间，追求金钱的声音压倒了哲学家的独白，这个清冷的学科似乎更加冷门。哲学何为？哲学教育何为？韩震有自己的判断与坚持。

 

    “哲学教育的危机，首先是教育方式的落伍。只有把转述教条的哲学变成不断自我扬弃的哲学，把死记硬背的哲学变成引导自由思考的哲学，才能让哲学回归哲学，使思想彰显魅力。因此，真正的哲学教师必须培养自己的批判者，用智慧的乳汁哺育自己思想的掘墓人。”他反思，自省，深挖“病灶”。

 

    于是，在他的课堂上，“挑衅性阅读”“诘问式争论”深受鼓励，“不带头脑”而来的学生，则可能受到严厉批评。

 

    “不少学生在他面前哭过鼻子，但多是自责与羞愧，而非不满，”吴玉军感慨：“因为我们知道，严格背后，是爱和期望。”

 

    爱越深沉，越难言表。吴晓云心里珍藏着一件小事：一次读书会上，韩老师发现她情绪低落，询问之下，得知她一位亲人刚刚去世。几天后，她接到了韩老师电话：“晓云，我这里有两张电影票，你拿去看吧。”看似不经意的举动，却令她看到了老师很少表露的细致与慈爱。

 

    从不轻易表扬学生，却把他们的毕业去向一一记录在博客中，为其加油打气；从不利用职权为学生“开绿灯”，却在最忙碌的时刻为他们精心修改论文，为其学术之路默默护航；很少“麻烦”学生，却在每个新年或毕业季把学生们邀集起来吃顿便饭，听着大家的成长与收获，笑得无比舒心……爱是教育的灵魂，是师者最宝贵的付出和最丰厚的收获。韩震享受着这种幸福。

 

    2012年8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工作了30多年的韩震被赋予新的使命——出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他开始审思自己新的阶段性定位。

 

    一个令许多人惊讶的决定由此形成——就职演说中，他郑重做出了“三不”承诺：任职期间，不再做外国哲学的学术研究，不再申请自己原有学科专业的研究课题，不再谋求与教学相关的个人荣誉。与之相应，所有的精力与心血，都将倾注到北外的整体发展与人才培养之中。

 

    很少有学者安于这样的牺牲，他却认为值得：“个人的学术总有机会拾起，那么多学生的成长耽误不得。这几年，我可以用更多时间研究高等教育规律，为中国的人才培养做些实事。”

 

    的确有大大小小的“实事”等着他。大到制定全校发展战略，小到邀请学生代表共饮下午茶，听大家倾诉学习生活的苦恼。食堂菜价、自习室座位、澡堂开放时间……往昔盈满于心的精神追问、哲学之思中，多了这些满是烟火气息的事务，他对教育事业的爱与悟也逐日加深。“什么是好大学？无疑要有大视野、大胸襟、大格局、大平台，但学生的成长永远是最切近的目标。”在他看来，再细琐的事，只要关系学生利益，都不再是小事。一贯的严厉与宽爱，在这里延续——严，要求自己；爱，洒向学生。

 

跋涉者的苦与乐：艰难岁月里，窥见智的光

 

    按照历史哲学的观点，人是一种历史性存在——只有反观历史，才能认识自己；只有借助历史，才能走向未来。

 

    40年前，当高中毕业生韩震带着单薄的行李，以一名知青的身份“上山下乡”时，他并不曾意识到，自己正在书写着一段通向未来的“个人史”。

 

    行李中精心包裹着几本书——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这是他为自己准备的精神食粮。

 

    此时的韩震，正处在求知欲旺盛的精神成长期。然而，那场砸碎一切的浩劫仍笼罩着中国，他只好求助于历史，翻阅能找到的历史读本，从中寻找人类演进的大轨迹，尝试着解开心中谜题。

 

    这种迷茫与渴望，和他的成长直接相关。

 

    1958年出生的他，未满周岁便与三年自然灾害迎面相遇。父母忙于工作，他被送回山东阳谷县韩洼村老家，在一日三餐咸菜下饭的清苦中度过童年。6岁入学堂，在三个年级组成的复式班里崭露头角；二年级时“文革”风起，读书让位于“运动”，几经辗转，他才得以读完初中、高中。

 

    两年艰难劳顿的知青生活后，又是工厂做工的历练。1977年，他终于迎来恢复高考的喜讯，并如愿考入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现聊城大学）政治系。

 

    生活的河流拐了道弯，原本涓细的水流变得丰沛，直至波澜壮阔——爱书人游进了书的海洋，韩震尽情吸收养分，对心仪已久的历史学了解日深，并开始由此走向哲学。

 

    “大量阅读历史后，自然会产生对历史本身的追问。历史是什么？人能否认识历史？这些思辨已超出了史学界限。我渐渐感到，只有哲学才能从根源上满足我的内心。”韩震说。

 

    大学毕业，决意深造的他把视线投向西方哲学。又是一个“历史性存在”的明证——和改革开放初期的许多青年一样，他对欧美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潮产生了浓厚兴趣，立志“发现西方社会近代以来突飞猛进的文化基因，找到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文化改造之路”。

 

    北京师范大学成了圆梦之地。1982年，他在此攻读哲学硕士，从此一待就是30年，完成了博士、教师、教授的步步攀登。

 

    有了兴趣、动力和艰难岁月中磨砺出的坚韧，韩震很快步入了学术研究的自觉自如之境。

 

    还在本科阶段，他便在《江海学刊》发表了论文处女作。硕士毕业论文《法国唯物主义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起点》，大胆提出与当时学界主流说法不同的观点，不但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还连续两年被《中国哲学年鉴》收录介绍。

 

    随着对西方哲学探究日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也逐渐深透。在研究黑格尔、法国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他深入探析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学理基础，并把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追溯到近代意大利哲学家维柯那里。在这种贯通的视域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愈发鲜明，也成为他心中不移的磐石。

 

    上世纪90年代至今，他多次去海外访学、考察、合作研究。和最初选择西方哲学时的“师夷长技”心态不同，他用全球视野更加平等、更为广阔地考察中国问题和国际问题并得出结论：“唯洋是举”和“故步自封”统统要不得。因为，民族文化没有优劣之分，健康的社会应有文化自信，敢于包容、吸收外来文化，在保持特性的基础上壮大自身。

 

“书呆子”的俭与丰：唯一方书斋，却心有天下

 

    韩震善于自嘲。关于自己过去“不修边幅、不会生活”的真实故事，他信手拈来，从不讳言。

 

    曾经有同系教授半开玩笑地告诉学生：“想一眼认出韩震老师？咱系里穿着最不讲究的那位便是。”

 

    的确不甚讲究。年轻时，韩震一头扎在教研当中，忙起来常常一学期不出校门，更谈不上花心思打理自己。夫人梁侠包揽了家务，以至于儿子“一口咬定”：“我们家的钱都被妈妈花了，爸爸从来不买东西。”

 

    何止不买东西，甚至常身无分文。直到有次外出，自行车骑至半路车胎瘪了，他在修车摊打气后一摸口袋——空空如也，顿时又惊又窘，这才养成了出门带钱的习惯。

 

    工作之外的生活，被他过成了“极简主义”。只要没有公务或活动，他每天晚上必定雷打不动地在办公室读书、写作。他在北师大的办公室位于主楼八层近拐角处，学生们每次夜晚路过，几乎都能望见那团温暖的灯光。

 

    即便今天，韩震还是喜欢这种简单的生活。“没什么可动摇的，我觉得我本质上还是一个‘书呆子’。”

 

    安于清简，不役于物，这是古今中外哲人共有的境界。正如柏拉图所言，“胸中有黄金的人，是不需要住在黄金屋顶底下的。”那么，什么是韩震的“胸中黄金”？

 

    “是正直的操守，光明磊落，严格自律。”在致公党中央工作的韩震弟子孙宇鹏深有感触。“韩老师常对我们说，学术要严谨，思想要正派，他自己从不争名逐利，荣誉来了总是推给一线老师，这对我教育很大。”吴晓云亦有同感。

 

    “有担当，讲奉献，这是韩老师特别强调的一点。”吴玉军回忆，“他常说，学者要有公众关怀，做事情不要总想着自己，遇事也不要推脱责任，要为社会、国家服务。”

 

    “他是个有坚定信仰的人。也许从不挂在嘴上，但都表现在平时的工作中。每当社会上出现大是大非的讨论，韩老师都会主动、及时地发声。他的文章学术与时政相结合，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孙宇鹏说。

 

    而韩震最看重的，是帮助广大人民，尤其是年轻人养成堪比黄金的可贵品性。为此，他积极承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任，十年辛劳，先后主持、参与了三本教材编写，并作为咨询委员会中的“年轻力量”，为几乎每本教材的编写献策把关；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地生根不遗余力，既撰写理论文章，又编写大众读本，还亲自给学生开思想政治理论讲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像盐一样，调在各种佳肴里让大家吃下去。如果直接吃盐，效果一定不好。”他提出的价值观教育“盐论”，在教育界不胫而走；他还把关切的视线投射到基础教育领域，作为组长带队研制了“历史与社会”“思想品德”两个国家级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标准，主持开发了《历史与社会》《思想品德》实验教科书，让科学的认知与美德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扎根……

 

    更多的行动，还在路上。“我曾经把西汉贾谊的话送给学生——‘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义所在。’这何尝不是对自己的鞭策与提醒？”韩震说。

 

    作为思想者，他对价值的追问不会停息；作为实干家，他对真理的探索亦无止境！（本报记者 王斯敏 杨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