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浙江宁波鄞县迁至剡南(今嵊州)的高氏家族,是学界研究较少的名门望族,该家族最主要的学者是南宋的高似孙。高氏一生著作甚丰,学识渊博,经、史、子、集均有建树,尤以文献学的成就最大。其中传世的《剡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带有目录的地方志,特别是《纬略》,集中体现了高氏治学的主要特点。有关《纬略》的版本,有《丛书集成初编》本、《四库全书》本、叶德辉访得明仿宋刻本,还有《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纬略》收录最全,共十二卷。
近现代学者对《四库全书》与《丛书集成初编》的特点,多从整体上论述,对这两种大型丛书孰更优的评价,也是说法不一。笔者对《纬略》的校注,是以《丛书集成初编》本(以下简称《丛书》本)为底本,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下简称《四库》本)相同章节的字词进行逐字逐句的对校。本文对两版本出现的相异字(词)进行整理分析,力图从细节上来探讨《丛书》本和《四库》本的正误。为准确起见,因脱、衍、倒造成的字(词)相异和正误、已辨明为异体字或不同书写形式的字(词),如“勅”和“敕”等,均不在此列。为节约篇幅,文中所举例字用黑体字,括号内用“卷*、《*》、P*”,分别表示其卷数、原书的小标题及页码。
一、就两书的校对而言,因校勘不精,都有少量同种性质的瑕疵,其中《丛书》本的错误稍多一点。从全书统计来看,已判定《四库》本有误的88处,《丛书》本有误的有110处(限于资料,尚未判定正误的有200处左右,暂不予讨论)。从校勘学出发,可大致将《丛书》本与《四库》本相异字出现的原因,归为以下几种。
⒈因字形相近而误。汉字有一定数量的字相近或相似,传抄时易发生笔误,这是古书致误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这种情况在《纬略》校勘过程中呈现明显的特点。以下摘选部分条目作为示例进行解析。因简体字有时难以辨明正误原因,以下部分关键字词用繁体字表示。
《丛书》本失误举例:法(卷一《旁午》,P9):“《仪礼》曰:‘度尺而午。’法曰:‘一纵一横曰午。’”由行文可见后面的“一纵一横曰午”是对前面“午”字的注释,《丛书》本作“法”,当误;《四库》本作“注”。两字字形相近。颜(卷四《鴟夷》,P72):“山谷诗:‘顔公借我藏书目……’”。原诗为“願公借我藏书目……”。“颜”“愿”字形相近。《丛书》本作“颜”误,《四库》本作“願”。內(卷七《珧》,P150):“郭璞《江赋》曰:玉珧海月,吐内石华。”按《江赋》原文,为“玉珧海月,土肉石华”,即四种海产品。“內”“肉”字形相近。《丛书》本误作“内”,《四库》本作“肉”。
《四库》本失误举例:误(《〈纬略〉提要》,P2):“周婴《巵林》讥其悮引《金楼子》,以刘休元《水仙赋》为唐刘子元之作。”《巵林》讥讽高似孙误引《金楼子》,将刘休元的《水仙赋》当作唐朝刘子元。“悮”意为耽误,显然不符合本句含义。“误”“悮”字形十分相近。《丛书》本作“误”,《四库》本错作“悮”。入(卷三《二十四图》,P59):“欲通神灵、法仙诀,当得入史真形图。”《八史图》是道教书籍之一。“八”与“入”字形十分相近。《丛书》本作“八”,《四库》本误作“入”。
⒉因音同音近而误。汉字有大量的同音字、近音字,古人又有通假的习惯,这也是古书出错的一个重要原因。
《丛书》本失误举例:皇(卷一《贝经》,P12):“皇帝、唐尧、夏禹,三代之贞瑞……”此处“皇帝”应为“黄帝”。“皇”与“黄”读音相近。《四库》本作“黄”,《丛书》本误作“皇”。寥(卷七《卧雪图》,P138):“王琪君玉留诗曰:‘……昔人已化寥天鹤……’”原诗为“遼天鹤”。“寥”与“遼”字读音相近。《丛书》本误作“寥”,《四库》本作“遼”。
《四库》本失误举例:簿(卷四《火浣布》,P68):“南海诸簿国……”。按《南史》原文为“南海诸部国”,应为音同音近而误。《丛书》本作“部”,《四库》本误作“簿”。道(卷九《禹鼎》,P180):“周末九鼎咸震,亡灭之道也。”按《拾遗记》卷二有:“及周将末,九鼎咸震。皆应灭亡之兆”。“道”“兆”读音相近,应为音同音近而误。《丛书》本作“兆”。
⒊因词义相近而误。在汉字使用过程中,一个字的含义会不断扩展,而字与字的含义相似或相同很常见。在古籍流传过程中,因为记忆误差或疏忽造成的同义近义字相互替代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丛书》本失误举例:赠(卷七《四愁詩》,P136):《丛书》本作“赠”,《四库》本作“报”:“美人赠我明月珠,何以赠之比目鱼。”按照诗文对仗不重字的特点,当为“何以报之比目鱼”,其他版本此处同《四库》本,《丛书》本当误。
《四库》本失误举例:思(卷七《四愁诗》,P135):“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四愁诗》原诗应为“思”。“望”字错误,应为义近而误。《丛书》本作“思”,《四库》本误作“望”。序(卷九《承露盘铭记》,P192):“按曹植序曰……”引文出自曹植《承露盘颂序》,“序”“铭”字义相近,皆指文体。《丛书》本作“序”,《四库》本误作“铭”。
二、两种丛书各有自己的用字习惯。古今字体演变造成的相异字,在《纬略》两个版本中最为突出的是“于”与“於”这两个字。纵观两个版本的《纬略》,“于”与“於”在同一本书中便有混用之处,最典型的例子是《范蠡遊五湖图》(卷十,P206)中“《隗嚣传》曰:‘范蠡收责勾践,乘舟于五湖。’曰:‘计然云,范蠡乘舟於五湖’”。两书皆前一个作“于”,后一句作“於”。
总体上看,《丛书》本多用“于”,《四库》本多用“於”。有学者认为“于”与“於”字在语法上有区别,笔者赞同郭锡良先生的观点。他认为“于”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於”直到春秋時期的金文中才出現。“於”最早是表示感叹的语气词,代指“乌呼”的“乌”。在作为介词的时候,“於”更多是作为“于”的变体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取代“于”的位置。到战国时期基本已经见不到“于”作为介词出现。“总之,‘于’和‘於’用作介词时,看不出在作用上有什么区别,只是数量上‘于’比‘於’要少得多。这只应看作文字的书写问题,不宜在语法上强求分别。”(郭锡良《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中国语文》1997年2期)
总之,从错误字来看,《丛书》本错误较《四库》本稍多一点,但各自错误数量相差不大。如果据两书脱、衍、倒的情况,《四库》本脱漏字句的现象比《丛书》本要稍多。因此,我们需将所有信息综合考量,才能判断《丛书》本与《四库》本谁更优秀。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传学院;本文系教育部课题“宋金元时期道教词的渊源与演变研究”〔14YJA751040〕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