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北京胡同名称颇有意趣。
南锣鼓巷其实跟“锣鼓”无关。这条胡同挺古老,元大都建成时就有。胡同中间隆起,两头较低,犹如“驼背”,居民戏谑地称之“罗锅巷”。清代乾隆年绘制地图,或许嫌“罗锅”不雅吧,改为“南锣鼓巷”。
东城的“孙家坑胡同”其实无坑。明代这儿低洼,雨后积水,行走不便。嘉靖时,副都御史孙继鲁居此,出资将路填平,居民感激,遂称该地为“孙家坑”。
新街口附近“百花深处胡同”的名字充盈着诗情画意。走进去会觉得奇怪:没有“百花”呀。明代万历年间,有位张先生在此买了二三十亩地,开始种菜,后来栽下牡丹、芍药、菊花……群芳争艳,花香四溢,引得街坊们纷纷观赏。昔日芳菲早已零落成泥,而雅致的名称流传至今。
有的胡同名称蕴含着古都历史。
中南海西边那条漫长的南北通道叫府右街,是民国二年(1913年)修建的,当时袁世凯的总统府设在中南海。自古以来,中国的房屋多“坐北朝南”,特别是大建筑,例如故宫大殿皆如此。从“坐北朝南”而论,这条胡同在总统府右侧,故起名“府右街”。
美术馆南边有个东厂胡同。这儿在明代是“东厂”即“东缉事厂”所在地。明成祖永乐十八年(1420年)朝廷在此设立的“东厂”,不仅是皇帝直接掌控的特务机关,而且是世界上最早设立的国家情报机构。那年头,谁打这条胡同路过,心里都害怕。
东四往北走不远,横着条钱粮胡同,其实它跟粮食没关系,这儿是清代京城铸造铜钱之地。旗人每年按时领银子和粮食,后来干脆把银钱称作“钱粮”。胡同里的“造币局”也被称为“钱粮局”,这儿便成了“钱粮胡同”。
朝阳门内,有不少胡同的名称中有“仓”字,如“禄米仓”“南门仓”“海运仓”……明清时代,这些胡同里都有粮仓,粮食是从遥远的江南经大运河漕运而来的。运粮船队抵达朝阳门外码头后,卸下一袋袋大米,用大车咕隆咕隆拉进高耸的朝阳门,分送各个粮仓。胡同名称包含的“仓”字,见证了那个“南粮北调”的时代。
有些胡同名称虽然依旧印在巷口的红牌上,但其所指事物已悄然消逝。
大栅栏是尽人皆知的商业街,原先不叫这个名字,叫廊坊四条。清朝初年,胡同口安装了高大的栅栏,市民便称此地为“大栅栏”。历经沧桑,栅栏早已不知何去,独特的名字依然活在北京人的话语里。
现如今,有的胡同名字已“名不副实”。
隆福寺西边有条弓弦胡同。小时候,父母常领我们几个孩子穿过这条胡同去蟾宫电影院看电影。父亲曾叹息:“这条胡同多直啊,真像一根弓弦。”我向前方望去,路两边老树繁茂,粗壮遒劲的树根拱出地面。这根“弓弦”在拥挤迫压的闹市区直挺挺地向东伸展,显示出一种顽强的韧劲。如今,弓弦胡同早已被新建筑“切割”得所剩无几,年轻人从短短一截“残段”中已无法领悟“弓弦”二字的寓意了。
不少胡同不但名称改了,其间景物也在岁华流转中默默消遁。
东四附近的礼士胡同在清代叫“驴市胡同”,不消说,当时是骡马市场。几年前,还能看见胡同东头墙上一排拴牲口的铁环,它们或许是这段牲畜贩卖史的最后遗迹,随着疾风般的拆迁,如今已荡然无存了。
景山东门外有条东西向的胡同,原先叫景山东街,1965年改名为“沙滩后街”。不光名字变了,风物之变更甚。路北朱红大门乃乾隆时的和嘉公主府,里面的荷花池是个梦幻般的花园。夏日里,粉红鲜润的荷花绽放,金鱼在池中嬉戏,四围绿草如茵,树丛浓密。这儿是我小时候跟伙伴儿们玩耍的天堂。“文革”中被夷为平地,府内府外的居民永远失去了一块恬静的绿地。
明代建成的铁狮子胡同1945年改名为张自忠路。随着道路拓宽,这段路成为平安大道的一段。1926年在铁狮子胡同发生了“三一八”惨案。多年前,我跟八十余岁的父亲从这里走过,他告诉我,当时他在北师大中文系读书,也参加了游行。学生代表还在里面谈判,军警就向请愿者开枪了。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是个圆形广场,东西有门。留在执政府大门对面影壁上的弹洞均一人来高,足见军警一开始就直接朝群众射击,并未预先示警……
广场、大门,跟“铁狮子胡同”的名称一样,随着似水流年远去了,每从这儿穿行,耳畔仿佛响起游行者呼喊的爱国口号和乒乒乓乓的枪声。
(作者为《语言文字报》原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