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晋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一带一路”战略是开放包容的合作框架。当前,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攻坚期,应积极推进构建开放型经济,通过“一带一路”促进沿线国家交流合作、交往互鉴,同沿线国家共享发展机会。
“一带一路”战略是陆海统筹的发展模式。“一带一路”的提出,表明中国将会更加注重统筹陆海两种资源,更加注重发挥对外开放的作用,实现陆海并举。
“一带一路”战略是“东西互进”发展新格局。长期以来,我国中西部的广大腹地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一带一路”提出向西开放,有利于加强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合作交流,也能推动我国中西部发展,形成“东西互进”的发展新格局。
史育龙(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管理部副主任):“一带一路”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巨大发展成就引领下发出的超越发展水平、发展道路、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差异的互利合作倡议。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反复提到我们要同沿线国家一道实现共赢双赢,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和平友好、崇尚和合的精神内核,其开放性是中华民族传统和合价值观的折射与体现。
“一带一路”战略的外部挑战主要来自沿线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巨大差异,在这样的背景下,最大限度凝聚沿线国家共识、寻找合作最大公约数就要克服许多困难。再如中亚五国,其内部差异性很大,五国利益相互交织,各种关系叠加,在领土、水资源、宗教等方面存在较多矛盾。为此,我们在切实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既要注重全面协调沿线国家,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找利益契合点,也要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各方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制定、发布正当其时。“一带一路”既是我国突破空间局限、谋求发展机遇的现实要求,也是对融入全球经济、应对危机挑战的时代命题所做出的解答。
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现实呼唤中,《愿景与行动》成为沿线国家谋求发展道路上的最大公约数。我国一方面勇担大国使命,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一方面当好倡议者、协调人,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愿景与行动》中亮点很多:提出每年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提出建立“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提出引导商业性股权投资基金和社会资金共同参与“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建设;等等。这些计划具体而明确,希望尽快与沿线国家达成一致,启动和实施一批早期收获项目,让相关国家人民尽早受益。
孙立坚(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以来,与世界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金融处于相对薄弱的状态。“一带一路”路线图中提出资金融通,既是基于我国人民币竞争力提高的现实,也是出于对抗危机、化解风险的考虑。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充分展现人民币在国际舞台上的“魅力”,可以有效打破当前金融垄断失衡格局。
在“一带一路”的资金融通过程中,首先要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吸纳更多投、融资主体加入到“一带一路”中来,更加有效地配置资源,降低市场风险;其次,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们要建立信用评级制度,加快我国信用评级体系建设,把企业的运行情况纳入数据化管理中,在为企业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降低信用风险;再次,在中国与沿线国家融通资金过程中,要积极构建风险分担机制,提升银行内部分控风险能力,例如可以通过存款保险制度来维护银行信用、稳定金融秩序;最后,应当积极吸纳更多成员登上“一带一路”的大舞台,打通渠道,在积极推动我国金融服务“走出去”的同时扩大对民间资本、外国资本的开放水平,在促进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同时积极掌握汇率波动管理,发挥资金融通在“一带一路”“五通”中的支撑作用,推动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张胜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