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教育需要的战略思考

    当前，外语教育中的一些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正在不断凸显，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外语教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外语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应作出如下战略思考：

外语教育应进一步突出语言战略意识，提高国家对外语言能力

    当前世界，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双重变奏，外语的弱势可能会导致民族的弱势。正因为此，很多发达国家都从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明确外语的地位和价值。美国在正式制定国家外语政策初始，就把外语能力视为捍卫国家安全、提升公共外交能力的必要手段，近年来，更是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语言项目。特别是2006年启动的“国家安全语言启动计划”，从外语能力、外语人口、外语语种、外语教育、外语资源利用等各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外语规划，美国政府列出了阿拉伯语、汉语、俄语等“关键语言”，并在高校设立了15个语言资源中心，围绕重要议题开展智库研究，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和储备战略急需的外语人才。

    与美国相比，我国的外语政策尚没有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进行顶层设计，缺乏清晰的安全目标定位。在外语规划方面，国家的整体规划与个体规划还存在某种程度的脱节，没有对全社会的外语学习形成理念引导，以至于社会个体在外语学习方面多关注自身的实际需要而不能自觉地服务于国家的战略利益。英语多年来的广泛普及虽然大幅度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英语水平，但由于缺乏以国家利益为目标导向的个性化、针对性的外语教学与培训，并没有直接推动我国对外语言实力的整体提升。而且，面对国家安全概念的延展，我国在非通用语种建设方面步伐较慢，不仅语种数量不多，而且覆盖面也不够广泛，远远不能满足我国在国防、外交、贸易、司法、文化等领域的需要。所以，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国在对外语言能力建设方面迫切需要突出语言战略意识，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各类资源，协调多个领域，以建构符合我国战略利益需要的外语政策，在外语政策管理、外语教育规划、外语语种建设、外语能力标准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外语教育应进一步扩大人文内涵，提高对外理解和研究能力

    外语不仅是交际的工具，更是文化的载体。外语教育在本质上首先是人文素质教育，其次才是语言技能的习得。但从以往的实践来看，我们对外语工具性和技能性的强调，导致了我国在外语学科发展和外语人才培养方面的诸多问题。著名德语专家祝彦先生曾指出：“过去，大学文学院外文系的学生学习中国文学、历史和哲学，精通一门或多门外文，涌现出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和思想家。但后来外文系改名外语系，一字之易，却突出的是偏狭的外语工具观”。许国璋先生生前也曾对外语类学生的知识结构表示担忧：“语音好，语调也好，打招呼的那几句开场白很像个样子，可是谈完天气之后，再也没有话了，不能连贯地谈论正经的事，既没有知识，也没有看法。”

    可见，秉持“文以载道”“由词通道”的教育理念，实现语言交际功能向文化功能的转变，才是语言教育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具体到今天的外语教育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增强对外国文化的理解能力，进而更深入地了解世界，融入世界。

    另外，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我国的国家战略利益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而越来越多地涉及区域性的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这就意味着，新型的外语人才必须是能够致力于对象国及区域问题研究，具有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复合型高端人才。而单纯的外语教学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的。所以说，今天的外语教育迫切需要扩大人文内涵，注重文化导入，特别是要根据国别、区域以及国际关系来重新规划外语学科的设置，这既是外语教育服务国家战略的使命所在，也是人文素质教育的本质要求。

外语教育应进一步融入中国文化元素，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马克思曾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事实上，外语，特别是产生于英美文化圈的英语，其背后镶嵌的正是一整套的西方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随着英语逐渐突破地域性和民族性而成为一种世界性语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正在通过外语学习向他国进行强势而隐蔽的意识形态渗透。于是，多元文化交流融合中出现的文化冲突也成为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深刻挑战。有数据显示，美国以英语为载体传播的信息占世界信息传播总量的65%。世界电影市场中，好莱坞控制了大约70%。在互联网上，英语信息占了约90%，法语占5%，其他世界上众多的不同语系只占很小的份额，汉语信息所占比例不到1%。这种文化和信息的不对称传播，对我国的民族文化形成了不小的冲击。

    全球一体化绝非全球一致化，更不是美国化或西方化。在对外开放的大势下，我们既不能走闭关锁国、排斥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老路，又要坚决抵制“言必称希腊”、片面追捧西方一切价值观的做法。事实上，世界上很多国家也都在积极探索在外语教育中融入民族精神的有效做法，以维护本国的文化安全。因此，坚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外语教育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对世界外语教育事业的创新和发展，也是维护民族文化利益，提高文化软实力的现实需要。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