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上半叶霍乱流行的全球史审视

    19世纪是霍乱流行的世纪，从1817年到1896年共有5次大规模的暴发，流行范围从印度扩展到亚洲其他地方和欧洲，然后又进一步殃及非洲和美洲，造成了全球性的灾难。本文拟从全球史视角对其中前3次霍乱的传播作一简要考察，并将其置于全球化背景下提出一些思考。

    1817年8月，孟加拉的杰索尔地区出现霍乱，9月便在加尔各答市大规模暴发，经一年时间传播到整个印度次大陆。1820年，霍乱向东传播到曼谷和马尼拉，并于1821年分别传播到爪哇和中国东南沿海城市。1822年经长崎港传入日本。同时，霍乱于1821年向西传播到阿曼，1822年经波斯湾传到巴格达和叙利亚，并于1823年经里海传播到俄罗斯城市阿斯特拉罕。印度洋上的岛屿桑给巴尔和毛里求斯也在1823年出现了霍乱。到1824年各地疫情基本结束，这是霍乱的第一次大范围流行，但主要在亚洲。

    1827年，孟加拉地区再次发生霍乱，扩散到整个印度后于1829年传播到阿富汗、波斯和俄罗斯的奥伦堡，1830年传入阿斯特拉罕，并沿着伏尔加河及其支流传播到察里津、萨拉托夫、喀山和莫斯科。1831年，霍乱继续向西传播到布列斯特、格罗德诺、华沙和圣彼得堡。1831年8月到达柏林和维也纳，10月传至汉堡，并由此经北海传播到英格兰东北部港口城市桑德兰。1832年，霍乱席卷了包括伦敦、都柏林、巴黎在内的西欧大部分地方。1832年6月，霍乱跨越大西洋传播到北美的蒙特利尔、纽约和费城。1833年传入拉丁美洲北部。这次霍乱传播的另一条路线是经波斯、美索不达米亚于1831年传入阿拉伯半岛的汉志，然后从这里的麦加等地传播到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埃及，并于1835年进一步传入东非的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桑给巴尔。这次霍乱也向东传播，但只到达爪哇地区。

    1839～1856年暴发了第三次全球性霍乱，发源地还是孟加拉，但波及范围更广。它向东于1840年由英军传播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东南部，然后再从中国西部于1844年传播到中亚、阿富汗和波斯。它向西从孟买经海路于1846年传播到美索不达米亚、亚丁和汉志，然后由美索不达米亚传到里海沿岸，并沿着第二次霍乱传播的路线于1848年传播到西欧；与此同时，霍乱也由汉志传播到埃及，并于1849～1850年经北非传到突尼斯。1848年底，霍乱由西欧传播到美国，并在1849年传遍美国全境。1850年，霍乱传入加勒比海地区。1855年，葡萄牙人将霍乱带到了巴西，由此南美洲也未能幸免于难。

    综观这三次大规模的霍乱流行，首先，霍乱的传播范围一次比一次广，从孟加拉扩散到整个印度次大陆，然后走出印度向东西两个方向传播，第一次主要流行于亚洲，第二次传播到欧洲、北美东海岸和东非，第三次则由此进一步扩大到北非、美国中西部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方。其次，霍乱的传播路线主要是水路，先是经海洋向东西两个方向传播，然后从港口城市沿河流蔓延到内陆，而且重灾区也从亚洲转移到欧美城市。再次，从传播媒介和方式来看，除了朝圣者、商人等传统的疾病传播者，欧洲的军队和殖民者（移民）也构成了传播主体，尤其是他们同商人一道造成了疾病的远距离传播，使得这三次霍乱流行表现出不同于古代社会疾病传播的现代特征。这三点表明，19世纪上半叶霍乱成为世界性疾病与当时欧洲主导的全球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霍乱长期以来只是恒河三角洲孟加拉的地方性疾病，但到19世纪上半叶突破其原有范围传播到全世界，正是欧洲的殖民扩张活动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造成了地方性疾病的全球化。

    恒河三角洲的自然条件有利于霍乱弧菌的繁殖，该病菌主要通过水传播，而人们前往恒河的宗教朝圣活动将霍乱传播到了恒河流域周边的许多地方。不过，当时的朝圣者主要是步行，因此疾病传播的速度和范围都受到限制。然而，英国殖民者的到来改变了这种状况。英国军队在整个印度快速频繁地活动，大量修建种植经济作物的灌溉渠却没有足够的排水沟，加尔各答等人口集中的大城市的出现，这些都为霍乱在印度的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更重要的是，英国的殖民和贸易活动加强了印度与外界的联系，使得孟加拉的霍乱最终走出印度，成为一种世界性流行病。

    欧洲国家的殖民扩张活动是造成19世纪霍乱全球性流行的主因。首先，从事殖民侵略和争霸的军队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加速了霍乱传播。例如，1840年传入中国的霍乱就是由鸦片战争中的英军从印度带来的。1854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的法国军队将霍乱从法国北部带到了马赛，然后在从马赛派遣到希腊和土耳其时将霍乱带到了黑海地区。其次，由西欧前往美洲的移民将霍乱带到了北美和拉丁美洲。当然，霍乱传播到加勒比海地区和南美洲，除了欧洲移民的媒介作用外，殖民者从事的奴隶贸易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另一方面，西欧自第二次霍乱之后成了霍乱流行的重灾区，并随着殖民者的扩张活动而成为霍乱向外扩散的中心。此时的西欧国家正处于城市化早期阶段，供水、排污设施和公共卫生环境远远跟不上城市化的步伐，城市拥挤、肮脏，公共水井也极易受到污染，导致霍乱在西欧的肆虐。

    当然，19世纪上半叶的交通技术革命，尤其是轮船的发明和使用，也大大加速了霍乱的传播，使得三次霍乱都通过水路而不断扩大传播范围。这正如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所说：“18世纪中期之后更先进的汽船和铁路运输所取得的成就之一，就是加快了霍乱从所有重要的世界中心向全球传播的步伐。”欧洲殖民者正是通过快捷的现代交通工具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从而把病菌带到了世界各地。因此查尔斯·达尔文在1836年1月12日的航行日记中评论欧洲疾病传播时写道：“无论欧洲人走到哪里，死亡就似乎降临到那里的土著居民身上。”

    综上所述，19世纪上半叶三次世界性霍乱流行是在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对外扩张的条件下发生的，如果将19世纪的霍乱流行置于世界历史进程中来理解，可以说它是这一时期欧洲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副产品。这种历史现象给予我们启示与反思：地方性疾病在全球化进程中有可能变成全球性疾病，因此在当今世界构建一种平等协作的国际体系以共同防止流行病的扩散显得尤为重要。（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