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后半生》这本书,出版几个月了,有时候我自己也会翻翻,不期然地产生出一些新的想法,这是非常奇妙的体验。我在写的时候,没有体会到的东西,慢慢地体会到了;写的时候没有明白的事情,会慢慢明白。也就是说,这本书,其实是大于写这本书的人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状态;如果你写了一本书,它和你一样大,或者比你还要小一点,恐怕不是很好的事情。也就是说,如果把沈从文的世界,限制在一个研究者或者传记作者个人的世界里面,那就可能非常不妙。所以回过头来,我会有点感谢自己这样一个笨的写法,尽量地呈现沈从文这个人他的后半生是怎么过来的,至少表面上不那么急着用我自己的想法、观念来解释他、判断他。那样做可能写起来会比较痛快,读起来也会比较痛快;但是那样做的话,就存在着把这个人缩小、定型、标签化的危险;限制住了,就丧失了开放性——向更多更深的理解开放。最重要的还是对象本身,要小心翼翼地保护、保存,进而发现、发掘对象本身的丰富性。
话又说回来,如果一个研究者或传记作者没有他自己的感受、他自己的观察、他自己的想法,他又如何能够知道要保护、保存什么?他又如何去发现、发掘?他更如何形塑出一个贯通的形象、一个完整的世界?换句话说,一个研究者或传记作者,怎么可能没有一个内在的自我呢?诚然如此;不过我还是想说,这个内在的自我,还是保持、隐约在内含的状态比较好;同时,这个内在的自我更要自始至终保持其开放性,不要害怕别人说你没有见解,没有思想。一部长篇的叙事作品——传记当然是这样的作品,叙述者必然有内在的叙述冲动,并且应该把叙述的动力充实、保持、发展和丰富到最终,否则,一开始就动力不足,或者中途涣散,都会使得作品无精打采;但是,内在的冲动即便很强烈,也应该自觉地加以限制,不致酿成感情的泛滥和思想的恣肆,这同样会毁掉作品。
如果我们把沈从文后半生这么漫长时间的经历看成一个故事的话,这个故事不是一条单一的线,它是多向度的,立体的,有很多层次叠加融合在一起,读这个故事的人,领会到一层,就能明白一些东西;过了一段时间,可能还会领会到另外一层。虽然这本书是写完了,但是我明白的过程还没有完。
(《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的作者张新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