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欧城镇文化心态的演进与形成

    所谓“城镇化”，法国《拉鲁斯百科全书》所作的定义是，“空间和社会职业的发展趋向于促成人口日益向城市集中”；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给出了与之类似的界定：“城镇化就是大量人口永久地聚集在一个相对小的区域、形成城市的过程”。单纯从字面意义来看，城镇化的主要表征在于城镇经济活动的发展、人口数量的增加以及城镇实体空间的形成。但是，城镇化进程远不止这些有形的扩张，它背后还包含着一个更加漫长、也更加深刻的蜕变过程，那就是居民城镇化的文化观念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传统文化的断裂→城镇乱象的频发→文化调适与新文化的形成，而且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在轰轰烈烈的经济与社会现实巨变之下相对静默地展开，属于长时段、超稳定的心态观念转变范畴。

    城镇化浪潮在近代西欧开启之后，大量农村人口被吸引到经济活跃、机会更多的城镇中谋生，使得城镇居住人口急速增加，一些工业城市人口出现了惊人的增长。譬如织业发达的曼彻斯特，1772年还是一个仅有2.5万人的小城镇，到英国初步实现城镇化的1850年已膨胀为有36.7万人口的大城市；其他诸多工矿业和商业发达的城镇同样如此。即便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较为迟缓的法国，大西洋沿岸及其他许多地理位置有利的城镇人口都大幅增长，如东南部内陆城市圣埃蒂昂纳，人口在19世纪上半期也增加了三倍。伦敦和巴黎的人口扩张更是自不待言，城市空间不断向外拓展。然而，对于这些新近涌入城镇的移民来说，要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居民，尚需经历较为漫长的磨难。移民们从乡村前往城市的道路，从根本上来说是一次跨越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的艰苦旅程。

    工业化浪潮下从乡村移居城镇的旅程，首先是一个脱离传统文化的过程。前工业时代乡村社会按日光和季节劳作的劳动节奏消失了，代之以定时定点的工厂和机器节奏及严格的工作纪律；传统的家庭和乡村社区模式不见了，面对的是新的人际关系和社交网络；传统的道德与伦理准则不再形成那样有力的约束，代之以法律或规则的硬性约束占据主导地位……概言之，对这些新来者来说，乡村文化环境无可挽回地远去了，成为留在历史层累当中的“失去的世界”。这些背井离乡前往城镇谋生者，不再像先辈们那样与父母共同生活直至成婚，不能像前工业时代那样相对悠闲散漫地劳作，过去的邻人亲密交往和旧式的闲暇娱乐方式日益淡化甚至消失。他们进入城镇这个新的环境，面对的不仅是基本的生存适应，还要面对更为深刻的文化适应，即适应诸如时间节律、社交模式、行为准则、道德认知和社会期望等城镇的运行规范和文化价值。

    但是，文化适应是一个非常复杂缓慢的过程。伴随着较为漫长的新旧文化更替过程的是城镇化启动之初普遍出现的诸多社会“乱象”，如肮脏拥挤的居住环境、偷窃、抢劫、酗酒、狂欢、斗殴、娼妓、性乱交、弃婴，等等。这些危机，导致城市在思想意识领域的阶级对立。一些原本居住在城市的富裕阶层认为，城市环境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适应，都是缺乏教养的新来者的错。

    新移民劳工工资报酬低下、就业岗位不稳定等恶劣的生存条件，是造成各种城镇乱象频发的重要原由。但除此之外，转型社会的文化失范，即旧有行为习俗的惯性、传统道德约束的松弛以及新的行为规范和文明意识尚未生成，显然也是其中不可轻忽的因素。远离乡土，失去乡村熟人社会的监督和道德戒律，同时又对新环境新文化缺乏应有的概念，不仅在19世纪，即便在今天也仍然是城镇化进程中言行失范乃至违法犯罪频发的根源所在。 

    尽管较为缓慢，但毋庸置疑的是，文化适应的过程显然处于不断的累进当中，否则近代西欧的城镇化进程难以持续和深入下去，发展到今天我们所知的那种较为成熟的状态。推动城镇新来者文化适应进程的动力机制，大体来自两个方面：社会自主调适机制和政府介入调适机制。政府机构作为现代社会最强有力的组织力量，它们在城市的发展规划、公共治安、文化教育和社会管控等各种事务上的介入，对促进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调适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关于社会自主调适机制，现代资本主义工厂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极大地强化了纪律观念，也重塑了人们的时间观念。按照英国历史学家汤普森的看法，由各种机器元件和智力元件组成的工厂，为了生产的协调运转，需要一套有效的劳动纪律。因此，在成熟的工业社会，为了消除前工业社会自然时间节律和相对散漫悠闲的劳动习惯，将工人变为机械系统的一部分，严格的钟表时间节律得以广泛引进和应用。这种做法的影响是广泛的：纪律的约束久而久之促成了行为举止的文明化，“1780年至1830年间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普通英国工人变得更守纪律，更顺从于时钟的生产步调，较为谨慎，较为循规蹈矩；不那么粗暴，不那么随心所欲反复无常了。传统的体育活动都换成了较为恬静的爱好”。守时观念在今天的广泛流行，无疑也是近代工厂“时间纪律”又一重要的观念性成果。

    正如这位历史学家所认识到的，旧习惯与新纪律之间的较量是尖锐持久的。新文化的征服仅凭强迫性的机制是不够的，需要有社会教育机构提供道德说教，西欧宗教组织如英国的卫斯理宗和法国的天主教会，在塑造新道德和新文化观念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还要有适应新环境的社会交往机构，如咖啡馆、剧院、舞厅、广场、体育比赛等，为城镇社交需求提供场所，以便铸造新的人际交往模式，形成新的行为礼仪标准。

    由此可见：首先，城镇化进程决非楼宇扩张的土地城镇化，而是有产业经济发展所支撑的人的城镇化；其次，人的城镇化决非人口移居到城镇这般简单，成熟的城镇文明还需要“城镇化的人”；再次，文明教化的养成是一个不短的过程，既需要以理解与宽容的心态，对待此过程当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等待社会的自我发育、调适和完善，也需要政府与社会机构有意识地、积极主动地引导、规范和建构。中国是当今城镇化发展最为迅疾的国家，短短35年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从1978年的17.9%蹿升到2013年的53.73%，并在未来20年里向纵深挺进，成为推动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完成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动力之源。上述几条从历史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对正在迈向深度城镇化道路的中国，或许具备一些启迪意义。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