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修复需要“科班”

    1500万件需要修复的文物，与2000余位文物修复人才，二者之间的巨大反差不断提示我们，培养专业文物保护与修复人才时不我待。

    上世纪60年代，在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的支持下，故宫博物院文物修复厂正式成立，文物修复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更成就了郑竹友、金仲鱼、金禹民等一代文物修复名家。但面对当下文物修复现状，这种传统手工技艺的师徒模式再难填补巨大的人才漏洞，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妙手回春”也难以应对数以百万计亟须修复的珍贵文物。那么，大批培养“科班出身”的文物保护与修复人员能否化解人才危机？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科综合实验教学中心率先看到了问题，并给出答案。

从实验室到博物馆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科综合实验教学中心（以下称中心）在2009年被评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中心下设金属文物保护实验室、陶瓷文物保护实验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验室，主要面向该校历史系学生。金属文物、陶瓷文物的修复和书画装裱，古籍修缮等实验课的设置，使学生能从破碎斑驳的文物中逐渐拼凑还原出历史的印记。

    “现代技术与传统技艺相结合”一直是中心主任韩建业坚持的教学方法，运用现代仪器精准分辨附着在文物上的杂质，通过传统技艺完成细致的剔除修补，这是现代文物修复所必需的。从低年级用石膏复制文物，到高年级亲手修复文物，再到实习阶段亲历博物馆文物修复过程，虽然实验室系统地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但并非每个人都能成为文物修复人员。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教授顾军表示，实验室给学生们提供的只是锻炼平台，文物修复这门技术还是修行在个人，若没有业余时间的刻苦练习是无法步入专业领域的。此外，心灵手巧，细心踏实的天赋和性格也有一定影响。

    目前中心三大文化遗产类实验室均面临一个严峻问题，即文物修复方面的师资匮乏，导致实验室利用率低。“学院编制内的老师没有人会文物修复技术，所以教实验课的老师都是学院外聘的专业人士，他们或来自博物馆，或来自民间非遗传承人，聘请费用高，时间更是有限。”没有专业老师的指导，没有管理员的维护，既无法确保实验室在课下的利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练习。顾军建议，学院应突破以学历为主要依据的聘用规定，以学院的实际需要引进师资。“术业有专攻”，那些真正精于文物修复技术的人才，学历不一定很高，但“非遗传承人和文物修复人才都是国宝级的，比大学教授珍贵、重要得多”。顾军如是说。

从不重视到不够用

    文物修复人才的培养是艰难而漫长的，在国外，从高中一年级开始就有专门培养。以意大利为例，全国文物修复专业人员有八万余人，并且社会地位，薪资待遇都很高。而在我国，修复技术一般被认为是技工，是手艺人，是文化程度很低的人才从事的工作。韩建业认为，正是由于对技能人才的偏见，使修复人才在各方面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进而造成一方面修复人才紧缺、另一方面没人愿意做的恶性循环。

    顾军认为：“文物修复技术完全可以独自成立一所学院，并且文物修复应当学历化，应该有本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甚至博士生。”她介绍，在国外，文物修复的从业者都是高学历的专家，而我国却只限于大专或职高毕业生。她建议：文物修复的地位应当得到提升，增加它的技术含量和文化含量，“没有高精尖的技术人才群体，自然无法实行高质量、成规模的文物修复教育培训。”

从新政策到新教纲

    笔者了解到，已经出台的高考改革方案将实行技术技能人才和学术型人才两种高考模式，其中技术技能型人才有三种，工程师、高级技工和高素质劳动者。在不久的将来技术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就业空间将得到大幅度提升，文物修复人才的供不应求也有望得到缓解。2012年开始起草的《中国文物保护修复行业标准》和近年来国家文物局制定的“逐步实施资质认定、持证上岗的管理方式，培养一批专业水平高、管理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的人才发展战略，都在逐步规范文物修复行业标准，提高从业人员素质。此外，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成立“文博行业资质资格认证中心”，具体承担资质资格认证事务性工作，为文物修复从业者的技能水平提供专业保障。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有着北京地区唯一的文科综合实验教学中心，和高校文物修复领头羊的文化遗产实验室。2014年，他们新增“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招收了40名学生，重点培养文物修复人才，并与首都博物馆、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著名单位合作，共同培训文物修复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