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阳：大美为真

    没有美术的民族是野蛮的民族，不重视美术的国家是盲目幼稚不成熟的国家，美术不只是美术家的事，是全人类、全社会的事，我们的言谈举止、衣食住行、生存环境、思想思维、所见所闻无一不与美术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美术要打破神秘，走向社会、走向民众、走向精神建设和经济建设，建设美术的生活，美术的中国。

 

    ——杨晓阳

 

告别过去

 

    2002年，杨晓阳出版了一本对于自己有着重要意义的美术作品集——《告别过去》，透过画册封面上有些错位的四个大字，我们仿佛听到了他历经几十年探索醒悟后，一句痛快的呐喊。

 

    《告别过去》分为“写生篇”“主题画篇”“壁画篇”“写意篇”四辑。“所谓‘告别过去’，是指画家决心告别过去西方模式的学院写实绘画，回归中国传统艺术的写意精神。”从《告别过去》中，中央美术学院王镛教授看到了杨晓阳绘画风格的转变，从写实到写意，脉络清晰可辨，但又并非截然分开。“写实性与装饰性结合的壁画形成了从写实到写意风格的过渡，有些写生和主题画也明显接近写意风格。”

 

    “从写实到写意，我经历了30年的探索、研究过程，几乎跨越了多半个地球，我曾经把国画画得像西画，曾经深入研究素描、色彩、解剖等一些纯属西画系统的要素。但是我现在彻底画成中国画，彻底画成一种从线描到没骨的综合水墨。线描和没骨完全是中国的，这些东西跟西洋绘画完全是两个路子，完全是接近中国几千年的写意传统。我生长在古都西安，深受古都西安文化的滋养。近20年，我几乎走遍了全世界的著名美术学院和博物馆，经过对比后得出结论：‘东方艺术是世界各种文化形态中最好的一种形态，它的成就最高，而且从开始就是最高的。’于是就形成了我自己独特的绘画追求——‘大写意’。”2005年的一次访谈中，杨晓阳这样解释自己的风格转变。

 

    “新的千年开始了，过去的不管得与失，毕竟是上个世纪的事了，告别过去并不容易，但只能告别过去，必须告别过去。”画册《后记》中，杨晓阳对过去的告别斩钉截铁。

 

    那一年，杨晓阳44岁，他对于“过去”的回忆与思索不止于绘画本身。“论正式进入西安美术学院学画也有二十个年头，但画画的时间到底有多少？实在是不到四分之一，尤其是近些年，大量的行政工作中的重重矛盾消耗了绝大部分的时间，然而从来也不敢忘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画万卷画’以画为业、以画为生命的初衷。”

 

    读万卷书——在眼里，更在心中。

 

    1958年12月31日，杨晓阳出生于陕西西安的一个知识家庭，曾祖父是西安有名的老中医，博通经史，父亲杨建果是美术教师、“陕西英才”，母亲从事文物工作，教书育人。

 

    杨晓阳天资聪敏，小学时，就因成绩优秀跳过级，初中时赶上“文革”，由于同学父亲在收购站工作，他借机从中偷出大量旧书、禁书、国内外古典名著阅读，几年时间养成了快速阅读浏览的习惯。

 

    1984年，已考上西安美院刘文西老师研究生的杨晓阳，借宿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请教高元白等教授，旁听补习古典文学，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而十几年前，作家贾平凹与一帮书画音乐界的朋友在一家小饭店里吃饭，巧遇了杨晓阳。

 

    “正吃得杯盏狼藉、坐列无序之际，我开始戏谑这些年轻艺术家，说音乐家喜欢留长发，长到从后边看不知男女；美术家喜欢蓄胡须，蓄到从正面看难辨老少。这时，忽然门口一人匆匆走过，席上的人问我你知道那是谁？我说，发不长胡不蓄，反正不是一个艺术家。那人说，这就是杨晓阳。他是杨晓阳？！忙让人去叫他，我也出了店门，我们就在马路上认识了。杨晓阳的体格相当健壮，阔目耸鼻，有些异族味，但说话却极沉缓。他被我们拉进店来喝了几杯，我说了对他的壁画的看法，他竟然也谈到了我的几本小说的读后感，两人都是诚恳的，没有应酬和矫饰，相见恨晚是那时最深切的感觉。”

 

    这是贾平凹初识杨晓阳时的一幕。作家眼中的美术，画家心中的文学，就是这样一次偶遇，让他们一见如故，交往不断。

 

    而几十年来，遍览诸子百家后，杨晓阳还是觉得越来越喜爱那本最薄的《老子》，这本道家经典也一直置于他的床头，常伴左右。

 

    行万里路——在脚下，更在胸前。

 

    1982年，当时还是西安美院国画系学生的杨晓阳，下乡陕西绥德、米脂、吴堡等地两月有余，其间，他与黄河船工同吃、同住、同拉纤，收集大量速写、照片、笔记等，得到很大锻炼，感触很深。1983年大学毕业时，他创作了《黄河艄公》《黄河的歌》。

 

    1985年7月，杨晓阳与韩宝生、应一平、宗维新等六人骑自行车经兰州、甘南、合作、禄曲、青海、西宁、青海湖、互助县，翻日月山、达坂山，过河西走廊到敦煌、榆林窟、阿克塞。随后，他又与宗维新一起经星星峡、哈密进入新疆鄯善、达坂城到达乌鲁木齐。

 

    这还远没结束。接下来，杨晓阳又独自一人去了库车，在那里找到了当地部队，并结识了刘水恭等人。在此期间，他为库车农牧局搞宣传陈列展10天，获得报酬200多元。

 

    再后来，杨晓阳又继续搭车去了拜城克孜尔千佛洞、库木吐拉千佛洞、高昌、交河故城等地参观写生。他在吐鲁番葡萄沟遇到了谢元璜、陈妍，一起写生，画成简笔速写数十幅。

 

    直到那年11月初，新疆突降大雪，杨晓阳不得已卖了自行车，买了皮衣，返回西安。

 

    寥寥数语，难表一个人“行万里路”的艰辛与困苦。“如何受困于戈壁滩上，又如何在去库车的路上几乎饿昏……你身无分文，能骑着自行车走青海、新疆近半年吗？”未见其人时，贾平凹在别人的描绘中，感觉杨晓阳更像一名“孤胆英雄”。

 

    1994年，杨晓阳出任西安美院副院长，并于1995年7月全面主持西安美院工作，从此，开始为自己胸前的宏伟蓝图马不停蹄。他四处奔波，取经访贤，彭德、司徒立、杨劲松、杨锋、陈宝生、王宁宇、程征、吴昊、周晓陆等一批美术界精英在他的感召和诚邀下，来到了西安美院任职从教。

 

    甚至，为了引进某校三位青年教师，杨晓阳竟在凌晨一点钟带着杨劲松、焦也等人，冒着漫天风雪，把人从其原来的学校叫出来，硬是在风雪中谈了三个小时，终于把他们“挖”了过来。

 

    “从1994年至2006年间，西安美院共从校外引进了40余人，而流失的却仅有1人。西安美院的教师不仅住房是一流，而且人人有画室。这在当时的陕西高校绝无仅有。”杨晓阳能有这样的自信在于他的魄力和胆识——

 

    “我当副院长是1994年，是西安美院最艰难的时期。当时，改革开放还在中途，很多矛盾都交织在一起，看不出头绪。但凭借小平同志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是硬道理’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些理念的指引，我们开门办学，走出去，请进来，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励精图治，砥砺前行，自身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在学科建设、整体规模、办学特色、学生总数、占地面积、教师总数、教学成果、教育评估等方面，都走在了当时全国八大美院的前列。”

 

    17个行政处压缩为11个处，8个系发展成19个教学、教辅单位。不仅如此，自1995年以来，还陆续建立了标本陈列室、文物陈列室、民间艺术陈列室、古画陈列室，再加上新建的美术馆、大礼堂、室内体育馆、外国专家楼，当时的西安美院已有了“大”的气象。

 

    从1995年8月起，杨晓阳又先后创办了巴黎艺术城的“西安美院画室”，香港国际美术学院，西安美院深圳分院、青岛分院。1998年，他更是策划指挥了“华夏纵横”活动，分东南西北四路采风，游历祖国的大江南北，行程7万余公里，使西安美院第一次走向全国。

 

    几次重大行动之后，西安美院声名鹊起，整个陕西教育界都在惊叹美院的改革，盛赞这位年轻院长的雄才大略。

 

    画万卷画——在笔下，更在纸后。

 

    1979年9月，杨晓阳考入西安美院国画系，第二年暑假他跟随刘文西老师去了陕北，在延安冯庄画速写300余幅，得到了恩师的肯定，素描并列全班第一。

 

    1984年，杨晓阳创作的国画《六月》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

 

    1986年6月，杨晓阳研究生毕业，创作《大河之源》组画七幅，速写200余幅。

 

    1987年，杨晓阳总体设计、监制西北饭店装饰、壁画工程，创作青绿山水大型壁画《阿房宫赋》；与刘文西合作的《黄巢进长安》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长期陈列。

 

    1988年，杨晓阳与刘丹合作的《沸腾的黄土地》获西德纽伦堡第四届国际素描杰作三年展优秀奖。1990年，他的国画《黄河的歌》获“秦俑杯国际书画邀请展”金杯奖。

 

    1994年，杨晓阳为北京八达岭“中国长城博物馆”绘制了长达64米的巨幅壁画《丝绸之路》，全景式地展现了汉唐时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盛大场面，犹如一首浪漫的长诗，融会了汉赋的铺陈排比、唐诗的典丽高华和西域的奇情异采。

 

    1995年，杨晓阳创作的壁画《波斯迎亲》入选第八届全国美展；1999年，他创作的主题画《愚公家族》入选第九届全国美展。“他的重彩画《波斯迎亲》是他创作巨幅壁画《丝绸之路》的局部画稿，展示了中国画线描的魅力，车马人物造型和色彩都带有装饰趣味。他的寓言画《愚公家族》已属于写意风格，与徐悲鸿的名作《愚公移山》可谓异曲同工。徐悲鸿采用写实手法描绘愚公移山的古代寓言，那些叩石垦壤的裸体男子汉都是根据印度模特儿写生加工；杨晓阳则采用写意手法表现这一寓言，想象中的男女老少人物类似非洲黑人，古朴单纯的造型与他近期的大写意水墨人物仅有一步之遥。徐悲鸿的《愚公移山》场面活跃热烈，颇有几分喜剧色彩；杨晓阳的《愚公家族》气氛凝重肃穆，蕴含一种悲剧意味。”王镛这样评价。

 

    “绘画本身是一个生命的过程，它又构成了我所有的每一天的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它不是一个任务，不是一个劳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画万卷画，在杨晓阳的心中，是他的休息，他的安慰，是他的职业，更是他生命的一种需要和发挥。

 

    “他表示要告别过去，试图调整令他每每感到体力无奈的、但工作又在改变的生活情境，让创作状态变得丰富一些。他认为自己更适合于首先当一名画家而不是教育家，时常涌出飞鸟归林的愿望。他从小就喜欢文史与理论，爱好读书，而凸现一个人的阅读与处世心境的是枕边书籍。他的枕边书籍是《老子》，一放就是九年。他在这部经典文献中寻找超脱事务的境界，寻找从有为、有所不为到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他用‘告别过去’表达了超越自我和超越历史的意向。毫无疑问，他的艺术和教育事业，也将会形成一种源于过去而又有别于过去、超越过去的崭新风貌。”在美术评论家彭德眼里，杨晓阳平素的工作状况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杂”。教学、政务、管理、社交、应酬、策划等等，让他属于自己的个人时间和空间少之又少，老是被他喜欢或不喜欢的人与事分割得支离破碎。

 

    “尽管大量的行政事务不可避免地占用我的艺术创作时间，但我依旧尽可能多地挤出时间搞创作，比如外出开会时，我就在路上画速写；看电视时，我就对着电视屏幕画速写，只要愿意挤，时间总会有的。”杨晓阳说。

 

    有一次，贾平凹去西安美院，没有见到杨晓阳，院办的一位同志说他忙得很，最近调进了许多人才，正为能把北京的一个著名学者挖来而去省上落实有关具体问题。

 

    “你要有急事找他，半夜里你到×号楼那间仓库里寻吧。我感到奇怪：半夜里去仓库寻？那人诡秘地说：院长半夜里去那里画画呢，这你可不敢对人说！我当然得保密，但我怀疑这是否真实，如果是真的，那是他万不得已才这么干的，我又何必再去打扰呢，以至于很长时间再也没有见到他。”贾平凹回忆。

 

    “杂”是成全杨晓阳教育事业的混凝剂，却没有成为削弱他艺术创作的稀释剂。

 

    “一天，杨晓阳却给我打电话了，他要见我，我笑着说：今日得宽余啦？他果然来到我家，提着一个大兜儿，掏出来，竟是极厚的一本画册，名叫《告别过去》。我的天，原来他有这么多的作品。我先是目瞪口呆，继而浩叹，这个人的能量是这么大啊！”当接过厚厚的《告别过去》时，贾平凹发现教育家杨晓阳和艺术家杨晓阳并不冲突，甚至相得益彰。

 

    “天生斯人，他会弄出个大气候的。”贾平凹说。

 

继往开来

 

    2009年，学院建设上锐意改革、绘画创作上成就斐然的杨晓阳调任中国国家画院院长。

 

    1981年，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关怀支持下，中国画研究院正式成立，其前身是中国画创作组，距今已有30多年的发展历史，期间诞生了很多在中国当代美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艺术大师和美术作品。首任院长由著名中国画大家李可染先生担任，他和蔡若虹、叶浅予、黄胄等组成了第一届院领导集体；第二任院长刘勃舒；第三任院长龙瑞。

 

    如今，这份重担放到了杨晓阳的肩上。“2009年，我来之后，按照文化部的要求，要‘做大做强’，2009年理清思路，调查研究，2010年稳步实施，卓有成效。按照这个设想，我们现在把专业都基本搞全了。”

 

    经过一年多的走访、调研、讨论、协商等大量的筹备和准备工作，2010年8月31日，中国国家画院属下7个专业院在京宣告成立，后来发展成8个专业院，包括国画院、油画院、版画院、雕塑院、书法篆刻院、美术研究院、公共艺术院和青年艺术院。

 

    “八个院都有固定的研究员，主要以聘任为主。这样的话，我们养的人很少，到目前为止，连后勤行政算起来才70多个人。基本上，全国美术专业的尖子都被网罗其中，这有点模仿两院院士机制，在世界范围内，像法兰西学院、俄罗斯艺术科学院，都是这样做的。按照规模，我们要形成300人左右的国家画院，现在还不够，才260多人。”杨晓阳说，“实际上，这个就是过去中国画研究院的做法，中国画研究院都是老先生，现在我们也还是以老先生为主，50岁以下的极少。”

 

    如今，方增先、龙瑞、沈鹏、詹建俊、郭润文、黄永玉、广军、钱绍武、邵大箴、袁运甫、杜大恺等一批名家均在国家画院领导岗位上任职，这样的阵容堪称当今中国美术界第一流的国家美术团队。“怎么能够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流的美术阵容和最新的研究成果，让全世界有所了解，必须有我们这样一支队伍。”

 

    为此，杨晓阳和他的团队继续着尝试与探索。他们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上级要求，确立了国家画院的功能定位：集美术创作、研究、教育、收藏、普及和交流于一体的国家公益型事业单位。

 

    “国家画院要成为具有全国唯一性，代表中国美术创作、研究最高水准，对中国美术各专业全领域、全覆盖，为中国当代美术制定标准、确立规则，引领和导向中国美术发展的最高机构。在美术领域，对外代表中国，对内代表国家，这就是国家画院的层次定位。”从“大美术、大美院、大写意”到探索“大美为真的写意精神”“打造美术国家形象”，杨晓阳经历了一场由美术执教者到文化事业家的华丽转变。

 

    “一部、八院、五个中心、十个基地”，如今的国家画院机构健全、专业完善。北京西三环北路54号，这个看似平静的院落，一场“大”变革悄然发生着。

 

    “现在，国家画院的扩建工程已经在进行当中，面积3.6万平方米，是原来的3倍多，不仅如此，我们还成立了《中国美术报》。”杨晓阳说，“除坚持每年‘写意中国’年展和各个专业院院展、个展外，国家画院的小型展览不断在海外亮相，已形成一个品牌，同时也积极筹划加入大型国际展览。再加上我们有效的推介，大力的宣传，座谈交流，学术研讨，以国家画院名义出去的展览越来越多，足迹遍布美国、希腊、德国、俄罗斯等地，都非常成功。”同样，在国内，国家画院也积极搭建着更大更广的展示平台。“九届艺术节，十届艺术节，国家画院都配合文化部承办了重要展览，并且一直坚持着，影响越来越大。还有一年一度的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国家画院每年都会在期间推出名为‘写意中国’的中心产品。”

 

    2011年10月29日，中国国家画院建院三十周年庆典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杨晓阳在开幕式致辞说，这次庆典以“东方既白”为名，是对首任院长李可染先生的一种纪念，李可染先生强调中国精神、东方精神，强调传统文脉的延续。“‘东方既白’既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也是一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提出以‘大美为真’作为办院理念，‘天人合一’为之大美，中国的‘真’近于‘道’，是探索天地万物的本质规律。”

 

    “东方既白——中国国家画院建院30周年美术作品展览”也同期在国家博物馆举行，包括国画、书法篆刻、油画、版画、雕塑、公共艺术、青年美术、院史展在内，总计八项展览囊括了中国国家画院顾问、院委、研究员340余人的1200余件作品，在国家博物馆十个厅同时展出，阵容强大，精彩纷呈。

 

    同期出版的庆典画册包括各专业院的作品集、论文集、国家画院院史和院藏作品集在内，共十一卷，涵盖了美术的各个领域，是中国当代美术创作和研究的一次集中展示。

 

    10月30日，主题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美术”的国际学术论坛在国家博物馆学术报告厅举行，300余位中外艺术界人士对中国美术的文化战略、中国传统美术的现代性及中西交流、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当代艺术与市场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可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美术界层次最高、规模宏大、画种齐全、学术性最强的一次展览和研讨活动。

 

    “在陕西延安，我们组织画家与当地百名贫困留守儿童‘结对子’，资助他们中学之前的全部学费；在北京，我们向北京市温暖基金会捐赠15幅创作精品，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为首都困难职工献上一片爱心；在广西隆安，我们捐赠善款64万元，支持三卡屯36户村民进行整村搬迁危房重建，并邀请当地的37名留守儿童赴京参加夏令营……”多年来，国家画院在杨晓阳的带领下，每年都要组织去一个省份扶贫，公益的足迹遍布湖南、青海、甘肃等地。

 

    2013年初，由中国国家画院与中央新影集团联合摄制、选取60位在世的优秀美术家作为拍摄对象的大型纪录片《岁月丹青》问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美术文献摄制工程。

 

    “每个人的录像视频一般不小于四个小时，既有现状收集，又有资料整理，再剪成半个小时的片子，两年多的时间里连续在央视播出，这在美术界影响很大。”杨晓阳表示，这部电视纪录片将来会成为中国美术一段不可缺少的记忆。

 

    “另外，我们这几年还举办了‘南北对话展’，以秦岭为界，南北各选20位60岁至70岁之间的名家进行对话，一方面侧重学术研讨，一方面也把档案建设纳入其中；而‘新中国美术家’系列作品展，则以各省为单位，选取60岁以下的艺术家进京参展，先从浙江、江苏、陕西、广东等大省开始，每省限定10至15位最好的画家。这样一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美术界老中青三代就全部纳入国家画院的档案建设之中了。”

 

    学术意识，国家意识，责任意识，杨晓阳希望国家画院这个美术界的排头兵，为中国美术界引领一种全新的风气。

 

    面对古老深厚的中国画传统，李可染倡导“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面对西方文艺思潮的冲击，刘勃舒提倡“继承与坚守”；进入新世纪以来，针对美术创作研究中的西化风潮，龙瑞提出“贴近文脉、正本清源”；而在通过对当下美术现状的深入调查研究后，以杨晓阳为首的国家画院领导班子强调“中国精神、中国标准”，提出“大美为真”的学术理念。

 

    庄子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孟子云：充实之谓美，充实而光辉之谓大。

 

    “‘大’是一种倡导，是一种主张，是中国的天人合一的观点，也是和谐社会的观点。‘大美为真的写意精神’体现了返璞归真的学术追求，符合一切事物本质的发展规律，这也是国家画院未来的追求目标和发展方向。”杨晓阳的创作、学术理论思想、教学、办学、办院以及对中国美术界所做的各种探索都作为一个画家的画外功夫对他的学术和创作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我们期待他的创作取得更大的成绩，为中国美术作出更大的贡献。

 

人物链接

 

    杨晓阳，中国画界一代新画风的开拓者。他1958年12月生于西安，1979年考入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1983年考上研究生，1986年毕业留校。先后任国画系副主任、主任，1993年荣获“陕西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94年出任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1995年全面主持学院工作，1997年任西安美术学院院长。现为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家“三五人才”，第三届国家级教学名师，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文联全委。“大美术、大美院、大写意”理论在当代中国美术教育界引起关注，其作品《愚公家族》《黄河艄公》《波斯迎亲》《丝绸之路》等造型严谨，构图宏大，色彩瑰丽，笔墨功夫扎实深厚，从写实手法表现浪漫题材，经过二十年的不断探索走向大写意，注重不同人物性格的刻画，体现出广泛的文史修养和独特的美学感受，近十年不息探索大写意理论。主要著作有《告别过去——杨晓阳美术作品集》《速写教程》等，主编《西安美院馆藏历代绘画精品集》《东方既白·中国国家画院建院30周年美术作品集》《中国风格·时代丹青》《写意中国》等。近几年，为全国各地博物馆捐赠收藏累计达500余件。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