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彬：甘当学友不为师

    年近八旬的胡文彬先生是海内外著名的红学研究专家。作为一个普通的红学研究爱好者，我从未想过能够结识胡先生，更没想到的是能够得到他学术上的指教并跟他成为朋友。

    结识胡先生，是在2002年前后。当时，我刚退休，正“补读”《红楼梦》，胡文彬先生短论式的红学文章引起我的兴趣。无意中，我发现他有篇文章的观点并不妥当，我不认同。本来，在当下“无错不成书”的时代，对一个著作等身的学者来说，这点瑕癖本算不了什么。

    也是我当时实在闲得无聊，一时手痒，就信笔给他写了一封信，我不知道他的地址，就寄给《红楼梦学刊》编辑部代转。我老伴知道了此事，就说：“人家是大学者，能搭理你一个无名的退休老头吗？”

    没想到，不久就接到了胡先生一封长长的亲笔信（大约有两三千字的样子），信中首先肯定了我的看法，诚恳而坦率地承认自己文中的疏漏和错误。文末，他又对我大大地鼓励一番，鼓励我能把自己的看法写成文章。信后又把他的联系电话和家庭地址告诉了我，表示愿意多联系、交流。

    我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海内外著名的红学大家，能对一个普通的退休老人认真复信，并坦诚认错，这与时下一些专家学者死抱着错误不放，形成巨大反差。就这样，我们频繁通话，交流观点，成了“电话中的朋友”。

    彼时，我只是一个没入红学门的“槛外人”。可每一次与他交流，我都丝毫没有感到胡先生“国内外著名红学家”身份带来的压力。在胡先生的鼓励支持下，随后几年，我把发表的关于红学的文章，编辑成专著《文学的哲学——红楼梦的第三种读法》出版，而他又在百忙中热情为书作序，向学术界的朋友推荐。就这样，胡先生引领我成功地转行，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红学。

    时下不时听闻有关论文（著作）署名的纠纷。这让我想起我和胡先生之间另外的几件事。记得2008年末，为参加纪念高鹗诞辰220年学术讨论会，我准备了论文《坚持正确的研究方法，科学、辩证地认识红楼梦后四十回》。这篇文章，从立意到基本框架甚至关键性论述，几乎都是胡先生提出的想法。对此，我提出文章是不是以我们二人的名义发表为好，只署我名字，真有点“贪污”的味道。可胡先生眉头一皱：“这有什么，我只是提一点意见嘛，作为朋友，给你提点意见不是很平常的么。”

    这样的事，不止一次。2014年，我在论文《从学术层面看1954年的“批俞评红”》写作过程中，胡先生不仅提出具体的想法观点，还提供了参考书目，甚至把他的独家资料复印给我寄来。我初稿写完以后他又提修改意见。文章发表前，我又一次提出共同署名问题。我对他说：“这篇文章从思想到材料，都是您的，我只是起到一个‘整理’和‘敷衍成文’的作用，如果仅仅署我自己的名字，这不成窃取你的学术成果么？”他在电话的那头，笑着对我说：“兴德，这个问题你不要再提了，我不像有些人热衷于署名，能看到你的成果，我就很高兴了。”

    胡先生不独对我如此，对其他人也是一样。前不久读到刘福林整理的《红楼两地书——胡文彬、刘福林讨论〈红楼梦〉通信集》。刘福林是个青年人，对红学大概也是“槛外人”。二人之间对《红楼梦》一书的理解存在差异是自然的。可贵的是，我从信中再次感受到了胡先生和我电话中的那种态度——“甘为朋友不为师”那种完全平等的、朋友式的谈心和交流。

    （作者为大连市中山区宣传部原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