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英国19世纪著名作家简·奥斯汀在《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中描写了一段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反映了一个宁愿独身，也不愿卑躬屈膝地嫁入豪门的少女范妮的铮铮傲骨。然而在小说中，曼斯菲尔德庄园的主人贝特拉姆是一个神秘的人物，他虽然露面不多，但是读者能够意识到他常常穿梭于英格兰和加勒比海某个岛国之间，在那里经营一个甘蔗种植园或咖啡种植园。他在英国的曼斯菲尔德庄园就是在那里发家致富后修建的。虽然这并不是小说情节的主线，但读者能够在主线背后看到一个更大的历史场景：19世纪的英国上层社会不光有绅士和淑女，其生活也不仅仅是卿卿我我的爱情。这些英国绅士还可能在海外拥有庞大的殖民地，能够每年为他们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曼斯菲尔德庄园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英国殖民历史的缩影。
以上这种阅读方法叫作“对位阅读”，它是著名后殖民文化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提倡的阅读方法，旨在揭露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合谋，即文学和文化产品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帝国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它们起到了宣传、强化帝国主义的目的。在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Jane Eyre）中我们读到一个类似的爱情故事，出身贫寒的家庭教师简·爱以其勤劳、淳朴和真挚赢得了雇主罗切斯特的爱。然而罗切斯特是有妇之夫，在他庄园的阁楼中关着他患精神病的妻子。简·爱在知情之后毅然离开了罗切斯特，同样体现了一个下层女性的铮铮傲骨。然而，在这条主线背后，我们同样看到了一更大的历史背景：罗切斯特的妻子，这位被关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就来自西印度群岛，庄园也是在西印度群岛赚钱后修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简·爱》似乎在讲述与《曼斯菲尔德庄园》相同的故事。
在19世纪英国小说中隐含的“殖民内容”激发了当代人的许多想象，好奇心驱使人们追问：罗切斯特是怎样认识这位西印度群岛妻子的？他在那里是怎样发家致富的？这位妻子随罗切斯特回到英国之后又是怎样发疯的？英国当代作家吉恩·里斯的小说《藻海无边》（Wide Sargasso Sea 1966）就为好奇的人们提供了一些答案。这部小说以《简·爱》的故事线索为出发点，想象了罗切斯特夫妇回英国之前的故事。它的主要人物与《简·爱》一样，实际上形成了一部《简·爱》前传。它的故事情节以英国人在加勒比海地区的殖民活动为背景，把人们的想象力引到了19世纪英国在海外的殖民和贸易活动。甘蔗、咖啡、棉花是这些贸易的主要商品，由于殖民地有廉价的劳动力和肥沃的土地，因此在海外的英国人多数都成了富商，其殖民活动形成了在海外赚钱、回英国置业的发家模式。
在20世纪的加勒比海裔英国作家中，这些历史记忆仍然很鲜活。出生于英属圭亚那的诗人大卫·达比丁（David Dabydeen， 1955-）不断地在思考这段殖民历史给加勒比海所留下的遗产。他的《奴隶之歌》（Slave Song 1984）描写了加勒比海地区甘蔗农场的苦力，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殖民记忆：奴隶贸易、奴隶贩运、种植园、黑人所受到的剥削和压迫等等。加勒比海有原始和古朴的地貌，覆盖着浓密的森林，里边也有危险的野兽。达比丁说，“我们生活在汹涌的大西洋和原始的亚马逊森林之间的一个狭长地带……粗犷的自然地貌往往引起敬畏，也引起巨大的恐惧感”，但是在这里没有悬疑和鬼怪，而只有黑皮肤的人。如果英国殖民者把这些黑人视为悬疑和鬼怪，这是因为这些黑人“处于文明边缘，在性习惯和语言上都对文明构成了威胁”。
达比丁的另一首诗《特纳》（1993）既是对奴隶贸易和奴隶贩运的重新书写，又是对加勒比海裔英国人的现实命运的深入思考。诗歌的灵感来自英国画家威廉·特纳的一幅绘画《奴隶船》：奴隶贩子和船主常常将死亡和垂死的黑奴抛入大海，以要求保险公司赔偿他们的运输损失。当时的奴隶仅仅是商品，如果他们生病，那就会跌价，因此不如把他们抛进大海。特纳的《奴隶船》抓住了这样的一个场面，凝住了事件的一个瞬间。画面展示一个黑奴被扔进了大海，饥饿的鱼群蜂拥而至。达比丁的诗歌就以该黑奴为主人公，想象他一个半世纪之后的今天醒来了，发现自己仍漂浮在特纳的大海上。他皮肤漂白了，性别也不确定。他渴望重生，但是却无法摆脱过去的记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命运折射了一个半世纪以后的加勒比海裔英国黑人的命运。
但是，追逐经济利益和政治霸权仅仅是殖民事业的一个部分，正如萨义德所说，文化与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意义的合谋，武力征服往往伴随着文化渗透。拿破仑在19世纪初期率领法国大军打入了埃及，随军带去了大批法国学者：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地理学家、民俗学家、生物学家、动物学家等等。法国军队从埃及带回了大批文物：木乃伊、狮身人面像，以及其他财富，同时带回了一个巨大的文化产品：那些学者共同编著了《上下埃及志》12卷。同样，在1793年，当英国女王派特使马嘎尔尼出使中国时，也带来了大批的学者和画家。他们记录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中国各地的风土人情。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碰撞》（1989）一书中记录了马嘎尔尼出使中国的前前后后，以及画家W.亚历山大的中国画作。
书写和被书写、表现和被表现常常体现着一种权利关系。认知者可以通过视角的调整、细节的选择达到对认知对象的操控，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话语权。如果认知者已经形成了一套话语体系，已经建立了一套评价标准，那么当他们把认知对象纳入这个话语体系时，就可能会对认知对象产生误解，甚至对他们形成歪曲。英国作家罗德亚德·吉卜林、约瑟夫·康拉德、E.M.福斯特、乔治·奥威尔、萨默赛特·毛姆、多丽丝·莱辛等都曾经撰写过在殖民地的生活经历。他们对殖民地的态度各有不同，他们塑造的人物对殖民地的态度也千差万别。福斯特小说《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中的人物洛尼·希斯洛普是印度小城钱德拉波尔的地方行政长官，代表了大英帝国的殖民事业，他的态度很明确：“我们来这儿不是为了讨好谁，而是为了统治印度”。
绝大多数英国作家对这种傲慢的姿态感到不安，甚至对其进行批判，福斯特对这个人物显然是持否定的态度。然而他们的小说仍然无法逃脱他们时代的话语体系，即东方主义思维。著名后殖民批评家钦努阿·阿切贝对康拉德的《黑暗的心》（The Heart of Darkness）进行了仔细分析，认为表面上康拉德对殖民事业在非洲的掠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是康拉德对非洲的再现没有超越西方思维体系中最根本的二元对立模式：即欧洲代表了进步、文明和民主，而非洲代表了落后、野蛮和暴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的“解殖民”运动（decolonization）并没有真正解决思想层面的歧视问题，也就是说殖民地的独立并没有根本改变西方在其话语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应该说，当代后殖民作家对殖民遗产的书写主要是针对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并寻求对其进行颠覆。
诗人格雷斯·尼科尔斯（Grace Nichols，1950- ）27岁时从英属圭亚那来到英国，对于她来说，移民经验首先是一种文化碰撞。移民就像一株热带植物被移植到温带，那艳阳高照的海滩变成了灰霾阴郁的天空。她的诗集《肥胖的黑女人的诗歌》（Fat Black Woman’s Poems 1984）毫无愧色地挑战西方的女性观和审美观，把肥胖和黑皮肤当成一种自豪、一种自信。虽然在上街购物时她会遭到苗条的美女的耻笑，然而她坚持认为“美是一个肥胖的黑女人”。在《泡沫浴盆里肥胖黑女人大脑中飘过的思绪》中，她写道，“臀部肥胖的天空/……/臀部肥胖的我，我多么想用脚/踩住人类学的头颅/……/把肥皂塞进/瘦身产业/贪图利润的轮辐”。诗歌表现出对“以瘦为美”的西方观念的反叛，对建立这种审美观的人类学、历史学，以及对从女性身上赚取利润的瘦身产业表现出了应有的蔑视。
在殖民时期，书写一般来自帝国作家，无论是奥斯汀、勃朗特，还是福斯特、康拉德，他们都是从帝国的视角来审视殖民地，形成了帝国的主体地位。在后殖民时期，殖民地作家逐渐发出了他们的声音，从书写对象变成了书写主体。无论是萨义德、阿切贝，还是里斯、达比丁和尼科尔斯，他们都从某种程度重写了殖民历史，颠覆了帝国的价值观，从而构成了对帝国话语体系的“逆写”。
（张剑）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