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造历史中研究历史

演讲人：王学典  地点：郑州大学  时间：2014年12月

重新审视现实与历史关系的原因

    历史学界常被许多经典难题所困扰，如史料与史观的关系、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等等，其中，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则最令人困惑，简直是剪不断理还乱。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从1949至1979年近30年中，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现实”占主宰地位，走向极端后，“历史”被“现实”完全吃掉；从1979年至今，又30年了，在这期间，“历史”又一直试图摆脱“现实”的纠缠，想不食人间烟火，走向极端后，“现实”又差一点被“历史”吃掉。近30年间人们谈历史与现实的“区别”可能太多，在应该强调“区别”的地方甚至否定了二者之间的应有“联系”。

    1949年后，历史研究全面纳入为现实、为政治服务的轨道。所以，“文革”一结束，许多学者就提出放弃所谓“古为今用”的原则，向“为历史而历史”的路子靠拢，“回到乾嘉去”之所以成为一些人的选择，绝非偶然。这时有的人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现实”好像已成为一种有害的因素、负面的因素，成为认识历史真相的障碍，必须远离“现实”、回避“时代”，能遁入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中最好。这种对所谓“纯学问”的向往在80年代初可以说即已成为一种思潮。但由于强大的历史惯性的作用，整个80年代“历史”并未能实现回避“现实”的目的，或只有小部分人实现了这一目的。但到了90年代，“现实”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困扰，使得许多人躲避唯恐不及，关注“现实”的学者常常被冷落。

    问题的实质是：在整个历史认识过程中，“现实”究竟是否是一种积极的、正面的因素？上世纪90年代的主流学者给出了一种否定的回答，在历史学领域尤其如此。部分史家因课题的性质躲避“现实”、遁入“象牙塔”是可能的，也是必需的，但主流史学界刻意回避甚至倡导回避“现实”则是不正常的。也就是说，前一时期可能以一种同样错误的方式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导致了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所以，应该对“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进行再检讨再审查。

历史学家离不开现实

    生活在现实中的历史学家实际上根本躲不开现实，他就在现实中。那么，他想躲开的究竟是什么呢？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术界一直有一种十分流行的看法：要想获知“历史真相”、要想“客观”，必须克服“党派偏见”或“意识形态偏见”，潜在的观念预设是：“党派偏见”百分之百的有害于学术，必须坚决清除。“党派偏见”有无正面价值？在某些领域的研究中，“党派偏见”能否推动、是否推动过学术的发展？是人们几乎不敢想，尤其是不敢提出来讨论的问题。换句话说是不言而喻、不说自明的问题：它阻碍学术的作用似乎已经不需要我们再多说什么了。在近年翻译过来的《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一书中，作者——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用许多事实澄清了这一问题，这一澄清对说明我们自己学术史上的许多问题也有启发意义。

    在霍氏看来，“党派知识分子所研究的问题和学科可能是其他知识分子们（因意识形态或其他原因）没有考虑到的”。霍氏说：以往的社会科学不能与党派偏见分开，并不能证明党派偏见有益于这些学科，只恰恰说明党派偏见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在党派偏见促进了科学进步的情况下，它才是有益的。它能够做到并已经做到了这一点；特别是就它为改变科学争论的地位提供了动力，从外部为科学机制注入新话题、新问题及答案的新模型而言，它已经做到了这一点。霍氏断言：“社会科学的发展一直没有与党派偏见相分离——没有党派偏见，某些学科可能根本就不会存在——这是无可否认的。”对于某些学术科目而言，“党派偏见具有正面价值。这是无可避免的，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是如此”。霍布斯鲍姆的意见值得仍在用力躲避现实的中国史学界高度注意。“意识形态”和“党派偏见”并不必定导致“歪曲”真相，并不总是消极因素，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某种政治信念和现实追求，就没有历史学家执意要弄清某些真相的动力。“中国近代史”研究得比较充分，这和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恨有直接关系，“先秦史”研究得比较充分，这和“奴隶制”的有无及其与“封建制”分期有重大关系，而“奴隶制”的有无及其与“封建制”的分期的争论长期以来基本上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

    没有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及其对这种需要的满足，就没有所谓的“二十四史”，这些“历史”的修纂本身根本就不是为了这些“历史”自己，而是为了那些主持修撰这些“历史”的人们。修史在这里几乎仅具有手段的意义。这一现象说明：满足现实的需要完全可以成为学术发展的正面因素。“为历史而历史”“为学术而学术”固然让人们肃然起敬，为满足时代和社会需要而研究历史也绝非什么不光彩的行为，甚至更值得人们的尊重——心系现实比回到“象牙塔”严格说来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更多的“良知”。

    如同前面所说，意识形态与学术关系的实质，是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就学术与政治的最一般关系而言，严格地讲，学术应该而且必须独立于政治，因为二者规则不同。前者只应服从真理、跟着事实走，属是非之间的取舍，后者必须听命于权力，策略至上，属利害之间的权衡。学术可以而且应该独立于政治，但学术无法脱离于政治。前者说的是学术作为一种精神活动的自主性，后者强调的是学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政治的相关性：学术处于权力所织成的网络之中，在许多情况下看来也不能不权衡利害。以往学术界的问题是把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这种“相关性”完全等同于“同一性”，几乎把所有的学术问题都看作政治问题，走向极端者则把学术讨论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这种“泛政治化”政策直接导致意识形态对学术长达数10年的侵吞，后果有目共睹。正是基于这种背景，“文革”结束后的最初几年，相当一部分学者主张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分开，以争取学术问题可以自由讨论的空间。这种要求显然在注意到了学术“自主性”的同时，又忽略了它与政治的“相关性”。

    这种“相关性”在下述两个主要的方面表现出来：第一，从学术与政治作为两种独立的互相外在的现象来看，充分的学术“自主性”的实现必须辅之以相应的政治条件。如果公民（学者首先是公民）“在政治上不能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也就没有保障”。“要求分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争取学术问题得以自由讨论，实际上就是承认可以不要政治上的言论自由，只要讨论学术问题的自由。”但是一旦将学术问题指为政治问题，那时，任何讨论的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学术时刻处于权力所织成的网络之中”，所以这种变学术问题为政治问题的可能随时都存在。第二，从学术自身的政治属性的浓淡来看，学术与政治既有“难解难分”的时候，也有“井水不犯河水”的时候。譬如，中国上古史、中古史上的许多问题，基本与“政治”无涉，也就谈不上有什么“相关性”的问题。但是，中国近现代，特别是当代史上的许多问题，就与“政治”关涉度甚高，在中国现有“国情”下甚至具有直接的现实性。政治并非均等地出现在所有学术问题上。这有两种情形需要厘清，即“政治性的学术问题”和“学术性的政治问题”。前者说的是某些选题大体上可以作为不计现实利害的学术研究的对象来对待，但又具有不可否认的或多或少的政治属性；后者说的是某些问题带有直接的政治性或其本身就是政治问题，但可以从学术的视角或在学术的层面上加以观察和探讨。

    从本质上说，学术与政治是难以完全区隔开来的，学术与意识形态的联系也无法根本切断。

重建联系 加强当代史研究

    学问并非“是那些住在荒郊野外不食人间烟火的二三素心之人做出来的”，史学家也并不能幻想生活在真空之中，而是应该主动地面对现实、改变现实，对自身所在的时代承担某种责任。如何使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相结合，如何重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如何重塑历史学的公众形象，关注当代史研究应是一个主要途径。

    当然，当代史的难写，人所共知。这主要来自以下几点制约因素：主流意识形态的限制当然是我们首先要在此强调的。我觉得这一点今天已无必要讳言。虽然意识形态并不必然导致对历史的“歪曲”，并不总是起负面作用，但主流意识形态却可以提醒你哪些问题可以随时进行研究，而另一些问题则必须放一放，也就是说，即使是一个“真理性”认识，一种已经探明的“真相”，一段证据确凿的历史，该不该说出来，的的确确有个“时机”问题，也有个“策略”问题，“应不应讲，什么时候讲，讲些什么，从政治上考虑都不是径情直遂、无所斟酌的”。虽然不能也不应以要求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历史学家，但历史学家自己的确应该明白，他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与当下的“现实”协调，因为当代史的某些部分的确不同于古代史：当年的刘项之争你可以尽情地发表看法，但半个世纪前的政治冲突却至今仍需留待后人的深入研究。这不仅是某一党派的自己的利益所在，也和整个民族的利益相关。这当然会由此产生一个问题：你越想知道的、甚至认为越重要的就越不可能畅所欲言，而回避了这样的问题，其他问题则肯定难以透彻说明。老实说，许多人之所以不愿涉足当代史，就因为这一段历史迄今还难以从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中完全剥离出来。

    与意识形态的限制相比，材料所带来的困难似乎更具根本性。当代史的材料之多、头绪之繁杂、遍览之不易，那可能是研究“秦汉史”的人所难以想象的。就以对历史学的学术史研究而言，当代有多少专业期刊、多少综合杂志、多少大学学报、多少以书代刊的论丛、多少会议文章结集、多少史家的成果、多少论文、多少著述、多少领域、多少方向、多少专业、多少专题、多少博士论文要看，能看得过来吗？别说“竭泽而渔”了，就是拣最基本的东西看也不容易。而且，这些散在的材料又大都未经过任何哪怕是初步的整理和编排。这和我们上面所说的“秦汉史”研究完全不同：第一，“秦汉史”的文献材料有限，就《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等几部书；第二，这些极为有限的资料也已经过许多人的深加工，如整理出的有：秦汉官制史料、秦汉经济史料、秦汉农战史料、秦汉哲学史资料等等。与研究古代史相比，治当代史者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材料上所花的搜集鉴别与披沙拣金的功夫要大得不成比例。

    突破材料制约的是洞察力和判断力，因而治当代史可能需要更多、更深刻的洞察力和判断力。譬如，在关于中国古代的学术史叙事中，学界大都沿用一条基本的叙事线索：这就是所谓的“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乾嘉朴学”等，这样的概括在提供许多东西的同时当然甚至会遮蔽更多的东西。但是，这毕竟会给你指出一条途径，使你不至于像在失去方向感的荒野上那样彷徨无路。而当代史则是这样的典型的荒野。这种荒野感可能主要来自前边所说的材料太多太杂，以致使人目迷五色，不易把握变迁的脉络和主次的差别。其次，则由于距离太近，反而看不清楚对象的轮廓和边界。再者，“历史”的本质含义是“过程”，没有“过程”当然就没有“历史”。所以，当现实作为一个“过程”正在展开或尚未结束或最终的结果尚未呈现时，一般说来，对它作历史的研究和判断是有很大风险的，因为这个“过程”还不完整。但是，过分强调这一点，那就等于事实上完全排除了当代史研究的可能性。实际上，从绝对的意义上来说，材料永远没有充分的时候，相对于历史本身，任何材料都永远无法全息地反映外部现实；至于过程是否终结，也很难说，儒学产生于两千多年前，但至今仍很难说儒学所推动所介入的历史过程已经终结。总之，洞察力对任何时段的历史的研究都是必需的，只是当代史研究可能比古代史研究对洞察力的依赖程度更高。再进一步地说，具有“一叶知秋”和“见微知著”的犀利目光是从事当代史研究的前提。

    限制当代史研究的另一问题是利害关系太大。譬如说，当代学术史研究就最为典型，因为当代学术史的创造者还在，历史的当事人还在，不但“还在”，而且说不定仍在“当道”。即使当事人不在了，但当事人的学生、弟子、追随者、门徒还在，即使学生、弟子不在了，但再传弟子、学统、门派还在。这样，人们就会从名字的有无和地位安排的高低来决定认可一篇当代史研究文章的程度，等等。于是，学术问题会很自然地演变为“人事”问题。当代史的难写，可以说没有甚于此者！早在1992年，笔者在《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一书的“后记”中，就已经对此有所体会了，只是远不如现在深刻罢了。当时我说：当代人撰当代史，免不了冒点儿风险，这是因为：当代史的创造者们仍然健在，偶有失慎、失误或失真，创造者们如果现身说法，作者定会陷于被动、尴尬的境地，这当然不像研究千百年前的历史，死无对证，此其一；其二，由于所研究的时代刚刚过去或还未完全过去，这个时代给不同的人的感受又很不一样，对这个时代或憎恶或怀念的情绪仍在感染着人们，研究者很容易受这种或那种情绪的影响而不能十分冷静地对待其中的人和事，从而出现偏颇；其三，当作者与某些仍然健在的研究对象有某种感情上精神上的联系而不能认同于他们当年的某些观点或做法时，是一件很棘手很麻烦的事。

    在历史研究领域，当代史研究的状况似乎最不令人满意。原因除了上述几点外，实际上还有一些认识上的谬误也在起着不小的阻碍作用。认为当代人写不好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历史只能由后人来写，从而认为后代研究前代、隔代写史，是历史研究的常态，就是其中一个根深蒂固的现代性偏见。这种偏见赖以流行的预设是，同时代的人、前人自己不认识自己，自己看不清自己，只有到若干代甚至几十上百代之后才能由别人看清自己、认识自己。多年来，史学界就是在这样的认识偏见指导之下搁置了当代史研究的。应该说这种认识不无部分道理。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认识几乎完全抹煞了当代人写当代史所具有的后人所不完全具备的若干优势。其中最大的优势，就是当代人能直接观察、亲身感受、耳闻目染当代史本身，至少能部分地直观到历史的所谓“本来面目”。

    大浪淘沙。时间之流不知过滤掉了多少对于认识历史而言最有价值的材料、信息、线索和现场感，使得许多对当代人而言是常识的东西有可能永远变成后人难以索解的历史之谜。一方面倡导“写如实在发生一样的历史”，一方面又竭力回避或有意无意压抑最有可能成为这种历史的当代史研究，实在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悖论。而这一切从认识上都可能根源于上面所说的那种现代性谬误：总是顽固地认为后人比前人更聪明、掌握的真理更多、受到的局限更少，因站在前人肩上而对历史看得更清，这大概也是进化论所导致的一个后果，是“现代性自负”在历史认识论领域中的一个突出表现。

历史学家的作用被严重低估

    历史学家不是历史过程、历史变迁的冷眼看客，而是始终身处历史发展的洪流之中。十分明显，“历史所研究的是历史学家也置身其中的人类自己的活动。历史认识的实质是人类的自我认识与自我反思。换句话说，历史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是把自己对象化在时间隧道另一端的自我。这也就是说，历史学家不可能站在历史之外来研究历史，史学的对象永远也不可能外在于自己”。在人之外没有历史，历史的连续性实质上就是人类的连续性，“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同一个连续体的组成部分”——这个“连续体”当然就是人类自己。不错，“弹指俄惊六十年，曾看沧海变桑田”。古今之间的确已经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迁。但变化的只是舞台，是道具，是背景，演戏的人没有变。即使人变了——从“奴隶主”变成了中世纪的“贵族”，再变成了现代的“资本家”，那也不过意味着人所扮演的“角色”的变化，而人性本身并没变。“古今之世殊，古今之人心不殊，居今之世，以今人之心，上通古人之心，则心心相印，古人之心，无不灼然可见。”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情”，也是就古今人性而言的。古今人性是相通的，这是全部历史研究进行的前提；历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学家对人性体验的深度与广度。这些都说明，历史学家其实就在历史之中，历史研究的是史家消失了的同类。

    史学家不仅在历史之中，同时更是新的历史的创造者。事实上，历史学家在以往历史创造中所起的作用被严重低估了。哈耶克主编的《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一书可以为这一看法提供印证。

    哈耶克所编辑的这本论文集，主题是讨论“历史学家是如何论述资本主义的”特别是“工业革命”的。长期以来为人们所熟知的“历史事实”是：随着“资本主义”（或者是“制造业”“工厂制度”）的兴起，工人阶级的状况反而恶化了，社会上最贫穷、人口也最多的那部分人的境遇恶化了，以至于“连美国人、欧洲人也相信，工业革命就是皮包骨的童工，就是暗无天日的矿区，就是每天工作18个小时的纺织女工，就是伦敦街头的孤儿、残疾人、妓女”，就是著名的“圈地运动”等等。这本论文集的作者们通过所掌握的统计数字及其他证据指出：这都是历史学家们对“真相”和“事实”的“歪曲”。在他们看来，“历史上发生的实际情况是，工人阶级的境遇一直在缓慢而程度不一地改进”，“有种种证据表明，社会依然存在严重的不幸，但是没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这些不幸比以前更严重或者哪怕是一样严重”，统计资料“可以使我们很有把握地确定：公众的健康状况总体上改善了，而不是受到了损害”，等等。“工业革命对于穷人到底是祸是福”当然不是笔者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笔者感兴趣的是哈耶克由此所引发的对历史学家作用的估计。在《历史学与政治》这篇“导论”中，哈耶克说，“历史记录对于民意的影响，很可能比那些创造新理念的政治理论家更持久、也更深刻”，当然也“更直接”。因此，“在新的政治理念为一般公众所接受的间接的、迂回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在他看来，“即使是那些从来没有阅读任何一本历史著作、甚至可能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历史学家的名字的人们，也是透过历史学家的眼镜来认识历史的。”他的结论是，历史学家们对“工业革命”苦难的强调和描述，“主宰着过去两三代人对政治的思考”，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关于工业革命历史的种种充满偏见的叙述，对于现实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安排，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毫无疑问，哈耶克在这里这样渲染历史学家的作用，是与他特定的意识形态动机分不开的，但是，他同时也揭示出了一个知识论事实：历史研究、历史编撰的行为本身是塑造未来的重要力量，并且其力度似乎还大过站在历史前台的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对“工业革命”的“苦难”事实的呈现所引发的人们试图重新安排历史道路的后果，只是其中的一个明显的例子而已，事实上，历史学家所传播的历史观点对历史创造者的渗透和支配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事实。有一个现象曾令笔者百思不得其解：中国人为什么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一个贫穷与匮乏的“社会主义”？——接受者中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和“小知识分子”。后来我在出于其他需要集中翻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1卷）和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时，突然明白了其中的缘由：历史学家们对“原始社会”种种“无阶级”现象的渲染，使人们感到：“公有”、“平等”、“大同”是历史的最大价值，至于在这同时是否“贫穷”、“落后”和“匮乏”则无关宏旨，后来的种种制度变迁，当然有其他更深刻更根本的原因，但也绝对和历史学家所传播的关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知识、历史观念密不可分。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历史学家是一个有些古怪、有些神秘的群体，他们目光总是投向遥远的过去，交谈的对象是早已逝去的古人，他们是书斋里的学者、象牙塔中的隐士，在很大程度上与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是隔绝的。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真正的历史学家是社会现实积极的参与者和塑造者，只不过具体方式不同，他们用笔书写历史，这些历史作品会影响和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从而间接地创造历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现实的热忱，决定着史学家所提供的历史认识的温度。从现实生活中提炼重大的社会问题，然后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探索，是当今史学家无法推脱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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