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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5年01月10日 星期六

    深度解读

    唤醒沉睡的心

    ——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洛

    作者:孟夏韵 《光明日报》( 2015年01月10日 12版)

        “她的画尖刻而温柔,硬如钢铁,却精致美好如蝶翼;可爱如甜美的微笑,却深刻和残酷得如同苦难的人生。”

     

        ——迭戈·里维拉

     

        随着中墨两国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不断加深,由中墨双方共同主办的名为“迭戈·里维拉,墨西哥的骄傲”画展于2014年10月19日至12月9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自展出之日,大批观众前来领略墨西哥国宝级艺术家异样的壁画风采。在惊讶赞叹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精湛的绘画技艺的同时,人们也对这位世界级拉美画家的妻子,同样是墨西哥著名画家的弗里达·卡洛产生了兴趣。

     

        从展出画《中央步行街周日午后之梦》中,人们清晰地辨认出一张一字眉的女人脸,她站在14岁的小迭戈身后,右手轻抚他的肩头,如同母亲般守护着迭戈,她就是为迭戈·里维拉倾注一生爱的第三任妻子弗里达。

     

        这个长有一字眉,一撇小胡须的女画家弗里达已经成为墨西哥民族的标志之一。她的绘画不仅是她命运多舛的一生体现,还生动展示了墨西哥传统民俗文化,在墨西哥民间其受欢迎程度甚至超过丈夫迭戈。每年十一月头两天是墨西哥的亡灵节,人们都会在公共场所和家中为亲人或喜欢的已故名人设祭台悼念。今年正值墨西哥著名大学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AM)“弗里达·卡洛纪念年”,学生们在校园摆设了巨大祭坛来缅怀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艺术家。

     

        在墨西哥这样一个男权社会居主导的国家,弗里达的出现必定成为一个传奇。这位墨西哥历史上最为耀眼的女艺术家,她的多灾多难、特立独行、叛逆刚烈、情感纠葛甚至有些放荡不羁的品性一直是人们长久的谈资。带着“迭戈·里维拉,墨西哥的骄傲”画展和亡灵节“弗里达·卡洛纪念年”的余热,让我们走进这个魅力女画家的生活,回顾她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弗里达·卡洛,1907年7月6日出生在墨西哥城南部科约阿坎地区的“蓝房子”家中,父亲是德裔犹太摄影师,母亲是西班牙裔墨西哥人。弗里达一生都在疾病的煎熬中度过。6岁时患小儿麻痹,引发一系列病痛和手术,迫使她长达九个月卧床而致右腿萎缩。为了恢复身体机能,父亲鼓励她进行体育锻炼,和男孩子一起踢足球、打拳击,这对于一个女孩子,在当时男权主义流行的墨西哥社会还属罕见。这也注定了她大胆叛逆、特立独行的性格。但因受到身体状况和手术治疗的影响,她又往往不能参与孩子们的活动,致使她的童年时光大部分在孤独中度过。这种孤独在她之后的很多作品中都可窥见,如《墨西哥城的四个居民》和《戴死亡面具的女孩》。

     

        1922年,弗里达在一所德语学校读完小学后便进入当时墨西哥最好的中学“国家预科学校”就读。当时她一心想学医学成为一名医生。她加入了学校中一个由帽子命名的“卡楚恰帽”青年小组,和所有成员都支持时任公共教育部部长的何塞·巴斯孔塞洛斯,支持他的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思想。并由此结识了她的第一个男友,小组组长阿莱汉德罗。尽管当时弗里达还没做艺术家的心愿,但她从青少年时期便开始画画。到1925年,她父亲的朋友,一个知名的印刷商,因为欣赏弗里达的才能,便雇佣她为当时瑞典著名画家、雕刻家安德斯·左恩临摹作品,并教授她绘画技巧。然而同年,灾难降临,18岁的她遭遇了影响她一生的车祸。在与男友一起乘车回家的途中,他们乘坐的公车与一辆有轨电车相撞,造成了她脊柱、锁骨、肋骨断裂,右腿11处骨折,右脚左肩脱臼,车上的钢扶手穿透她的胯部,直插阴道,骨盆破碎。导致她今后多次流产并丧失生育能力,后来她还以黑色幽默的方式描绘这次残酷的事故:“让我失去了童贞”。

     

        此后她经历了30多次手术,近乎失去右腿,很多时候是靠插管维系生命。在医院观察一个月后被送回家卧床休息三个月,这期间男友离她而去,她的身心备受折磨。为了转移注意力,她开始画画,正式开启自己的作画生涯。为了方便她作画,父母特意为她做了一个支架支撑她靠在床上,还在床帏处安了一面镜子,好让她看到自己,这也为她日后的自画像奠定了基础。1927年末,历经两年,弗里达才从车祸的伤痛中逐渐康复,随即加入了当时墨西哥艺术界盛行的摒弃欧洲模式,扎根墨西哥文化民俗,创立自己民族独立艺术的新兴艺术家小组。重新与中学的老友相聚,他们很多都已成为大学中的激进政治分子。也是通过其中一个新朋友她正式结识了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迭戈·里维拉。用她自己的话说,如果说自己生命中遭遇过两次巨大的灾难,一次是车祸,那么,“另一次是遇见我的丈夫。”

     

        的确,尽管迭戈欣赏弗里达的才能,理解和支持她,并于1929年与她结为夫妻。但迭戈生性风流,与众多女人有染,风流韵事不断,一而再再而三地刺痛弗里达的心。弗里达默默地容忍着,只有在画作中表达自己的反抗和伤痛。她常画流血的心脏,被利器刺伤的身体等让人心酸的场面。最具代表性的是1935年《一些小小的刺伤(热烈地爱着)》这幅画作,源自得知迭戈与自己的妹妹克里斯蒂娜私通。她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将自己诠释为画中被男子刺杀流血身亡的女子,冷漠的男子站立一旁竟辩解道:“这只是一些小小的刺伤而已”。这场景恰符合迭戈对弗里达的恣意妄为,正如他自己的解释:“当我爱一个女人的时候,我总想伤害她,弗里达是我卑鄙的人格的最大受害者。”

     

        也正是由于情感的失落,弗里达开始转变,她开始用自身的魅力诱惑和征服那些她喜欢的人,激起迭戈嫉妒。她和数不清的情人,男男女女发生过关系,如雕塑家诺古奇、苏联的共产党领袖托洛茨基,以及女画家欧姬芙、卡菲,女影星多勒丝·德·瑞奥等。

     

        然而,弗里达和迭戈关系紧张的几年也是她作品走向世界、受到认可、获得荣誉的几年,她应邀先后在美国纽约、法国巴黎举办个人画展,受到世界各地崇拜者的拥戴。她到法国时,毕加索赞赏、宴请她;她登上法国时尚杂志的封面;她的自画像也成为法国卢浮宫博物馆收藏的第一幅墨西哥画家作品。弗里达的作品采用淳朴的民间风格,包含墨西哥传统民俗元素,被认为是墨西哥文化的标志之一。她的作品情感表达强烈,有写实、有梦幻,有人说她的作品是超现实主义,她却回应“我不画梦,我画我的现实”。

     

        的确,这样一个历经磨难,情感纠葛纷纷扰扰,被生活千锤百炼的女人,梦之于她,早已不是梦,而是血淋淋的现实。所以,她才能画出孤寂的童年、流血的心脏、腐烂的下肢、断裂的脊柱、被剑刺穿的身体、胎死腹中的女人、手术台上的挣扎、病死床榻的躯干,而每一幅画都是她活生生命运的展现。她一生中不仅坚强地对抗个人磨难,努力构建自己的绘画世界,还为国家社会政治顽强奋斗。即便在生命的尽头,她也坚持卧床出席画展,并向观众打趣:“请注意,这是一具活着的尸体。”1954年7月,她最后一次在抗议打击危地马拉左翼总统的共产主义游行中公开露面,之后不久便在自己的“蓝房子”家中辞世。她的遗作《生命万岁》,也做《生命长存》,恰恰阐释了弗里达对生命的态度,即便历尽千难万苦,她还是感谢自己生命的热烈与绚烂,如同这红艳艳的果实,爱恨情仇,给她传奇的一生留下明亮的色彩。她穷尽一生的力量绽放生命之花,如此劳顿,因为她“希望离世是快乐的,也希望永不再来”。

     

        弗里达·卡洛,穷其一生对抗生命的考验,在艺术的梦幻中尽情绽放脆弱生命的花朵。上天夺去她的双脚,她就呼唤用翅膀翱翔,“倘若我拥有能翱翔的羽翼,双脚于我还有何意义?”;夺去她的婴儿,她就用画笔在梦里勾勒;夺去她的爱情,她就用人格魅力征服众生。她用一丝才情为身体的残缺粉饰雕琢,唤醒自己本该被折磨殆尽的沉睡的心。于是她在“蓝房子”中印刻了这样的座右铭:唤醒沉睡的心。   

     

        (作者孟夏韵,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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