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生活散记

    皖南之秀美不独黄山一隅。徽杭高速公路沿线便集中了无尽的风景，似一幅幅水墨画铺陈于天地之间。然而，每次从这条路上经过，牵我思绪者，不是那如画的山水，而是临近屯溪的一处不起眼的村庄，因为在那里我曾度过了五年知青生活。

    一九七三年高中毕业后，我背着被褥和简单的生活用品，独自一人步行来到歙县王村区横关人民公社春联大队插队落户。这里离屯溪不远，只有十来华里，不通公路，没有汽车，往来都靠步行。春联大队当时有一千多口人，分为十三个生产小队，我被分配在横坑一队。同一个小组的知青共有六位，初来时分散住在社员家里，冬闲时节盖了集体宿舍，两人一间，外加一间厨房，生活开始安定下来。

    来到生产队的第二天，就开始干活了，水田、旱地、山场，各式农活都跟着干。每天早饭过后，生产队长便会站在村子中央的空场上，洪亮地长喝一声“动手啦”！说的是休宁方言，比普通话显得威严有力。这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庄稼汉，大夏天也从不戴草帽，光着膀子在烈日下领着大家干活。我们这代人，中学读书时就有劳动课，除草、割禾之类的事情没有少做，不过与农民比较起来，还是显得稚嫩。一次让我和一个半大小孩去车水，才真切体验到了学生之劳作与农民之劳作的天壤之别。木制水车这种古老的农具，仍然是当时抗旱取水的主要工具，有脚蹬和手摇两种制式，现在都已成了文物，只能在民俗博物馆里见到。那天用的是手摇水车，我和半大小孩各持一摇柄奋力摇动，车扇一节一节地把水推送上来。摇速越快，提水效率越高，慢了水就会漏掉。水车吃水后变得十分沉重，摇不了一会儿就已气短力尽，只盼着早点收工。那时村里人家大半都有一只座钟，却没有一块手表，出工时可以看钟，收工只能看太阳了，一般是日落而息。那个时代的口号层出不穷，然而真正让知青打心眼里拥护并期盼早日实现的口号莫过于“农业机械化”。当时全大队只有一两台手扶拖拉机，此外更无其他任何农机具。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不过一年光景就过了体力劳动这一关。莳秧，锄地，炒茶，养蚕，挑担子，推独轮车，还学会了“打赤脚”，光着脚板满山跑，也养成了只知年月日不知星期几的计时习惯，有点社员的样子了。列位读者朋友，这里我使用了“社员”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对农民的称呼，您可能不太习惯。尽管人民公社因为脱离实际而被历史淘汰，可是这个称呼于我却有一种对农民对乡村的亲切感。这种感觉是五年知青生活的积淀，非亲历而不可得，虽日久而不能稍淡。

    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劳动的事情，不能不提及农业学大寨运动。学大寨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然而其核心内容则是增加粮食产量。平整梯田、开荒造地、兴修水利等等，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一九七五年前后学大寨掀起了一个高潮。记得这年年底，在县城召开“歙县建成大寨县誓师大会”，我以知青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大会。与会人员甚多，都被安排在中小学校的教室里睡地铺，一间教室住二三十人。一日清早，天刚蒙蒙亮，众人列队去往歙县中学的操场上开大会。时值隆冬，清霜遍地，与会者坐在砖头上袖手御寒。太阳照进操场的时候，一辆轿车径直开到主席台前，徽州地委主要负责人走下车，由县领导陪同登上主席台发表讲话。徽州当时为缺粮地区，每年约调入两亿斤粮食，其中一半调给了歙县。因之，地委对歙县的粮食生产寄予厚望。这位负责人充满激情地说道，“如果你们歙县解决了粮食问题，徽州地区就可以把缺粮的帽子扔到东海去了！”富有鼓动力的演说，听者莫不振奋。

    徽州地委给歙县的任务是，用五年时间于一九八〇年建成大寨县，县委则提出五年任务三年完成。县城里到处都是标语，声势浩大，被视为与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同等重要的运动。为了提高粮食产量，除了违背自然规律盲目垦荒外，各地还想方设法增加劳动时间，有口号云，“干活干到二十九，吃过年饭就动手”。这里指的是农历腊月二十九。学大寨运动早已被历史所否定，但从中可以看出经济短缺年代里人们对粮食的渴望，以及为此而付出的艰辛努力。

    劳动之余组织文艺宣传队，排练节目去演出，是知青生活的一件乐事。殊可一记的，是小歌剧“追报表”。这出戏不长，约有二十分钟，原本好像是楚剧，后被改编为黄梅戏、小歌剧等形式流传开来。剧中人物有二嫂、老队长、小李三人，二嫂的戏份最重。剧情梗概是，岁末将至，生产队向公社报送生猪存栏情况。二嫂是生产队养猪场的饲养员，她发现生猪统计有两头的误差，便急如风火般赶来向老队长报告。这时小李已经出发，把报表送往公社，老队长起身疾追。舞台上一老一少，小李满怀丰年的喜悦在前面走，老队长心急火燎在后面追。山一程水一程，老队长终于追上小李，改正了报表中的舛误。这出戏没有“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也没有千篇一律的政治说教，突出表现了实事求是这一说来容易做来难的精神。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生了巨大进步，但虚报浮夸、统计失真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有时我会因此而联想到“追报表”，不由感慨系之。这是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好戏，难能可贵，现代戏剧史未知可否写上一笔。其实，任何年代都有美好的事物，都有值得后世珍惜的精神。

    那个时代物资匮乏，知青的生活也比较艰苦。粮食够吃，蔬菜间或有断顿之时，主要是缺油少肉。一天，几位知青在厨房里聊起吃的，各自点了一些菜名，精神会餐。越说兴致越高，遂用写标语剩下的赭红颜料，把各种佳肴赫然写了满满一墙。第一道菜自然是公认的“红烧肉”。社员的日子虽然也不富裕，常接济给我们一些菜蔬。此外，娶媳妇请知青去喝喜酒，腊月里请吃杀猪饭，盖房子去帮忙递砖送料，完工后必有萝卜烧肉招待。每逢这种场合，知青也不会闲着，席散之后往往会即兴讲一些故事。最受欢迎的是《水浒》。时值全国开展“评水浒、批宋江”运动，发行了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全传》，社员听得津津有味，算是给单调的农村文化生活添加了一些味精。

    社员不把知青当外人，也没有左的一套，他们是朴素的。在远离城市的山野里，人的本质似乎更多地得以自然表露。刚下乡时，一些社员对我们说，劳动锻炼要慢慢来，重活干不动就不要硬撑着。须知，其时衡量知青表现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体力劳动，规定男知青每年劳动不得少于二百五十天，女知青不得少于二百天。社员的这些叮嘱，出自人的天良，超越了时代的局限。

    知青生活五味皆具，其低落者大抵在招工招生有人离开农村的时候。这会在留下来的知青，尤其是那些下乡有了一些年头的人中引起情绪波动。尽管也都明白，知青最终落户在农村的可能性极小，但终归事至成时方始安。那个时代，城乡之间仿佛隔着一道鸿沟，由农村而入城市非常不易，有太多人的前程被这道鸿沟所阻断，重新获得城市户口成为知青时刻不能忘怀的期待。记得一个深秋的夜晚，劳动一天之后躺在床上将睡之际，隐约听到群山之外极远处传来汽车鸣笛声，细弱然而清晰，这声音好生亲切，使我感到自己离城市离现代生活并不遥远，不觉释然而眠。这种感觉现在的年轻人也许无法理解，可它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琐屑往事，不能尽述。后来我被调到公社工作，再后来恢复高考，我上了大学。离开生产队那天，几个社员用独轮车推着我的行李，送我回到了屯溪。岁月不居，转眼四十年过去了。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知青经历使我受益良多。灵秀的徽州乡村是承载徽州历史文化的主体，犹如一部厚重的典籍，难忘的知青生活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章。

    （作者单位：国务院参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