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与广场舞

    随着数字式内存代替化学反应的胶片，全民摄影的时代已经成为现实。更重要的是，全民摄影在碎片化的电子时代成了个体选择的一种表征，尽管这样的个体表征依然有趋众的社会心理，但是我认为，它与“广场舞”却是截然不同的。

    摄影，无论是专业的，还是票友性质的，抑或是完全业余的（后两者构成了全民摄影的主力军），其共同特点是要把镜头对准拍摄对象。对对象的选择成就了它的个体特征，这与“广场舞”的同一音乐、同一舞步是完全不同的。

    摄影行为先天地决定了它的个体特征，因此，它所显现的影像也就先天地具备了个性。在胶片时代，对曝光、焦距、冲印等环节的控制有相当专业的要求，这本身就体现了个体表征。即使到了当下的数码时代，我们同样需要在胶片时代留下的遗产中获取营养（不然的话，数码相机不会“高仿”胶片相机），进而拓展物理内存与相机本身所呈现的个体特征。技术当然不是最主要的，摄影者本身的学养、经历、个性甚至还有可能的“师承关系”等，都决定了其成品是个体的创作。另外，摄影本身的“前设置性”，诸如不同的时间、光照、地域、文化等，也从形式上决定了摄影的个体选择。

    但是，由于电子时代的摄影器材及后期制作不再像胶片时代那样复杂，摄影理论和技巧也更易于学习和理解，全民摄影就有一个可能出现的问题——趋众性。风光、人物、纪实甚至一些猎奇的影像，都有可能成为千篇一律的样式，并且，一浪追一浪的所谓“赶时尚”。于是，我们便可能看到，摄影本身先天的个体选择，被不自觉地置于“广场”的壳中，或者说全民摄影有可能会发展成为另一个“广场舞”。

    1859年，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曾经写道：“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根据我对戏剧的这种看法，介绍那时的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会提供完全不同的材料使剧本生动起来……”这段话虽然已经过去了150多年，但至今依然启示着我们当下的文学与艺术创作。恩格斯对“五光十色”的要求，其实就是对艺术创作个性化的要求。具体到有可能趋于雷同的全民摄影，多学习、多思考，尊重摄影的个体选择，是应当被提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