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泽东在指示《参考消息》扩大发行时说,看《参考消息》就是“种牛痘”。这里的“种牛痘”是个比喻,是指该报“连那些骂我们的反动言论也登”,“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
“种牛痘”后来成为《参考消息》的编辑方针,也成就了一张当今中国发行量最大和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报纸。
作为大学教师,我们今天是否也有必要在课堂上种种“牛痘”,以此来增加青年学生的思想免疫力呢?这是不久前,《辽宁日报》发表的公开信——《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引出的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
也许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在社会转型加速之际,往往也是社会矛盾凸显、环境危机频发、文化乱象纷呈之时,不免令人心智迷惑。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使得国内、国际问题交织在一起,“乱花渐欲迷人眼”;而在麦克卢汉所谓的“地球村”里,再也没有什么信息可以被“封锁起来”。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按照既定的教育方针,传道,授业,并循循善诱地揭开莘莘学子的心中之惑,是高校对教师的起码要求。新入校的大学生一般涉世未深,有的还是“一张白纸”。在课堂上公开讨论、分析一些负面社会现象,一方面是“国情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也能收到“种牛痘”之效——增强他们的思想免疫力,助其走出“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的怪圈。对于外国留学生和那些曾出国交流过的学生来说,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则有利于培养他们的辩证思维能力。
由此看来,在大学课堂上种种“牛痘”,并不是一件惊世骇俗的事儿。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去“种牛痘”。
《礼记》有言:“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优秀的教师不会满足于照本宣科,而是重解惑、善疏导,“滞者导之使达,蒙者开之使明”。这就如同“种牛痘”,既要“以毒制毒”,使人对疾病产生抗体,同时又要避免操作不当产生副作用。比如,同是讲“负面现象”,回避问题甚至粉饰太平的态度诚不可取,而罔顾国情、言必称欧美的论调也有悖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王守仁在《传习录》中警示,“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堪为今日大学教育的借鉴。
在全球化背景下培养健全的人格,就要摈弃偏执、封闭的教学方法,强调批判素养和建设性思维的统一。古代西方有一位哲学家,在最后一课把学生领到一片杂草丛生的旷野,问他们如何除掉那些杂草。一位弟子回答说:“只需一把铲刀”,第二位说“用火烧”,还有的弟子建议“撒上石灰”和“连根拔起”。这位哲学家以一年为期,让他们按照各自的方法去实验。一年之后,弟子们来到聚会的地点,惊奇地发现昔日长满杂草的荒原,已是一片生机盎然的田野,这就是老师给出的答案——蔓草难除,但是可以“在上面种上庄稼”。
这个故事中的“杂草”,可以视为盘根错节的各种社会问题。作为一位合格的教育者,首先要承认这些“杂草”的存在,以此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并以建设性思维寻求解决之道。比如,在大学课堂上,如果一位老师摘下口罩就否认空气污染,那就有悖于“诚实为人、严谨为学”的师德精神;如果对雾霾只是一味吐槽,而没有任何理性的分析和建议,恐怕也谈不上什么“正能量”。但是,如果由雾霾的话题引出“科学发展观”的讨论,并循着“问题意识”的路径,反思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探讨雾霾治理的有效途径,则可收到“种牛痘”之效。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博雅教育之道,也在于通过弘扬正能量,使人弃旧图新,造就健全的人格。而通过“种牛痘”获得“免疫效果”,则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王君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