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炎唐：给邓小平做手术的人

    解放军总医院泌尿外科三病室。

 

    82岁的李炎唐穿着白大褂，从包里掏出随身携带的相机。“来，我跟你们拍张照。”他指导我们站位，让房顶的灯光以最好的角度斜照在我们脸上，然后打开台灯，照亮我们另半张脸。

 

    李炎唐按下了快门，把相机转向我们：“看，这样的光影效果是不是更好点？”

 

    这位泌尿外科大夫酷爱摄影，已经出版了4本摄影集，还有数万张照片待整理，但这些照片，显然无法描绘出他那“像在做梦”的一生。

 

    “很多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在做梦。”李炎唐说，“当邓小平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很惊讶，怎么邓小平就在我边上了。”

 

    记忆可以比照片更清晰。如果记忆可以成像，李炎唐已经将这份关于邓小平的“梦幻”记忆，拍出了无数张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色彩的照片。

 

手术与光环

 

    1976年12月下旬的那个晚上，电话和以往没什么不一样，当李炎唐应电话中要求，来到解放军总医院新南楼时，没人告诉他即将要做什么。

 

    早已等候在那的有当时的解放军总医院院长刘轩亭、政委白崇友和主管保健的副院长蒲荣钦。没人说话，李炎唐能感受到凝结的空气中带来的肃穆。他追随他们的目光，看着门口。

 

    那儿，摆着一辆空空的轮椅。

 

    空气中的肃穆被一束车灯的强光划破。车子停在了门口，护士从车上搀扶出一位老人。轮椅这时候被推到了老人跟前。李炎唐迎过去，心里一惊：啊，邓小平！

 

    坐在轮椅上的邓小平被推到了新南楼五层的病房。李炎唐靠近了这位崇敬已久的人物：他穿着中式棉袄，脸上略显倦意。邓小平告诉这位解放军总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他无法排尿。

 

    李炎唐和当时的解放军总医院泌尿外科主任许殿乙检查邓小平的身体，发现他前列腺肥大，膀胱尿潴留。他们通过导尿管给邓小平导出了尿。但邓小平说，“给我做手术，免得以后麻烦。”

 

    尽管李炎唐有做这类手术的把握，但不敢贸然做决定。他当晚睡在了病房，以防意外。第二天，解放军总医院请来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会诊，未等吴阶平发表意见，邓小平坚持要做手术。经过会诊讨论，最终决定采取手术治疗。

 

    李炎唐起草手术报告，经蒲荣钦修改后向中央呈送。李炎唐当时并不知道，报告最终到了当时的国家主席华国锋和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桌上，由他们批准。

 

    李炎唐只知道，他被确定为手术的主刀医生。他更知道这次的手术刀有多沉，而且，医疗界曾发生过前列腺肥大手术后发生意外的情况。

 

    重压之下，李炎唐提议吴阶平主刀手术，但没被同意。最终仍由他主刀，许殿乙和吴阶平在手术室坐镇。

 

    邓小平显然感受到了李炎唐的压力。手术前一天晚上，他让李炎唐坐在旁边。李炎唐至今清晰地记得这位伟人对他的亲切之语：“我相信你，相信你们医院会尽最大努力给我治病，天下没有绝对的事情，万一我出了什么事儿，我和我们全家负责！”

 

    邓小平夫人卓琳还想问术后可能出现的问题，邓小平立即打断道，“你莫问，你不懂。”并对李炎唐说，“今天晚上你好好睡觉，你放心。”

 

    “这真是莫大的温暖。”李炎唐毫不掩饰他心底的深深感动。尽管手术刀沉甸甸的，但他已经没了压力。“不就是手术嘛！”他对自己说。

 

    手术那天，天气就像他乌云散去的心情一样晴朗。李炎唐问邓小平：“首长，昨晚睡得好吗？”邓小平说：“很好！”

 

    这是一个极其安静的手术。

 

    手术开始，李炎唐听到了自己低缓深长的吸气声，此后的过程与一般患者的手术没什么不同，传递手术器械时碰击出“啪”的轻声，似被放大，成了日后李炎唐对这个手术特别的记忆。

 

    第二天，吴阶平来看望邓小平，赞赏地说，“手术很好，是典型的耻骨上经膀胱的前列腺切除手术。”

 

    从此，李炎唐成了那个“给邓小平做手术的人”。事实上，他手术或诊疗过的国家领导人名单可以列得更长。

 

    “给邓小平做手术的人”这个荣誉光环甚至传到了美国。1992年，美国时代华纳公司董事长史蒂文·罗斯派专机来中国，邀请李炎唐为其诊治前列腺癌，成为罗斯“治疗的‘转折点’”（罗斯夫人语）。当时的联合国副秘书长冀朝铸说：“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请中国医生来美国为重要人物会诊。”

 

学医与感恩

 

    在邓小平术后恢复期的数十天里，李炎唐24小时陪护，有时他们还会聊聊天。这些接触使李炎唐看到了这位伟人对国强民富的执着。一次，李炎唐对邓小平说：“首长出来以后（当时邓小平还未复出），可不要搞平均主义啊。”邓小平说，“我还是那一套（指1974年复出所做工作），无非是第四次被打倒。”这使得李炎唐对邓小平的感情变得更加炽热。

 

    李炎唐说，邓小平“在中国大地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在短短三十年内，建设成一个让世界刮目相看的现代化国家”。

 

    所以，当李炎唐享受着当下“有吃有穿，还能自费出国旅游”的生活时，他也作为一名普通公民念念不忘“对邓小平的感恩”。感恩的时候，他会想起他出生的那个年代里“被欺侮和被凌辱”的国与民。

 

    1932年，李炎唐出生于上海，父亲是铁路职工，常要维修被战争毁坏的铁路。抗日战争爆发后，李炎唐一家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杭州—金华—宁波—南昌—衡阳—桂林—滇西—姚安—安宁—昆明—乐昌—郴州—衡阳—长沙—衡阳。这是他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的“安家地”。

 

    逃难途中，日本战机的子弹从李炎唐身旁扫过。那些战机飞得很矮，躲在菜地里的李炎唐甚至能看清驾驶员的头。他很好奇，这样的战机为何不会被打下来。妈妈告诉他，国民党军不敢把飞机打下来，要不然日本人报复，炸得更厉害。

 

    这是童年的李炎唐对国家的第一印象：懦弱。

 

    这种懦弱，甚至使得作为抗日同盟的美国人，也在欺凌中国人。11岁的李炎唐和同学走在昆明的街上，看见几个美国兵公然调戏他们的女老师。“美国人对中国人欺负得太厉害”，李炎唐更加痛恨政府的软弱无能。

 

    因此，当18岁的李炎唐做出自己的第一个人生抉择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毅然决然”——他报名参军，尽管没能成为战士，但成了一名解放军医生。

 

    1950年12月，李炎唐坐火车从衡阳北上哈尔滨，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开始了学医生涯，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总医院工作。他在医学尤其是手术方面开始显山露水。

 

    1965年，李炎唐做了中国第一例膀胱淀粉样变性手术。1975年到1976年，李炎唐改进了前列腺增生（肥大）的耻骨上经膀胱前列腺摘除术止血技术，将出血量从国际上平均的250ml～450ml减少到125ml。1977年，李炎唐做了中国第一例同种肾移植手术，病人存活时间达30年。1982年，李炎唐在国际上首先开展经尿道直视下电灼治疗外伤性尿道闭塞，发明经尿道微创手术。1985年，李炎唐在国内开创孤立肾患肿瘤剜出手术……

 

    所以，尽管李炎唐至今都不知道为何选择他为邓小平做手术，但这些履历或许可以给出答案的一部分。

 

摄影与淡泊

 

    史蒂文·罗斯夫人为了感谢李炎唐对其丈夫的诊治，想送他一件礼物，李炎唐说：我想要一台照相机，NIKON F3。这是一款很结实、很耐用的相机，他可以用它来拍更久、更多的照片。

 

    1956年，李炎唐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时，曾对朋友说，我以后想当医学家，还想当画家。

 

    画画是李炎唐从小的爱好，他画地图、画毛主席肖像，并且素描拿过比赛的第一名。尽管最终没能成为一名画家，但他对构图和色彩的追求从画笔转移到了相机上——摄影。这成了此后半个世纪以来他最大的兴趣所在，并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照相机和手术刀，是李炎唐手中最爱握、握得最久和最稳的两样东西。“文革”期间，李炎唐随医疗队去太行山区治病传技，他没有忘记带上相机，他用自己拍下来的照片记录下了这支医疗队。

 

    拍照中，李炎唐发现和感受到了不一样的美，“就像拍那个峡谷，峡谷挂在悬崖下，冰柱挂在峡谷上，水沿着冰柱慢慢往下滴，滴出一条线牵着你走出峡谷，你的眼前出现一块平地，四周环绕高山，你仿佛被整个世界紧紧拥抱。”

 

    李炎唐用相机来做笔。当全国政协委员时，他的政协提案比任何文字描述更加形象具体，因为他用的是照片。这些照片里有一条河——永定河引水渠，水面上漂浮着各种垃圾。照片触动了北京市政府的相关人士，他们派人来调查并整顿了永定河引水渠的污染问题。

 

    李炎唐已数不清自己拍了多少照片，拍过多少地方。古稀之年，他去海拔3000米的四川海螺沟拍过冰川，去中越边境的广西大新拍过瀑布。他还在国庆50周年阅兵式时，背着三台照相机去拍那些飒爽的英姿和雄威的导弹。

 

    “我本来还想去南极，可惜体力不行了。”李炎唐说。相机带着他攀山踏川，他在摄影中获得一种随性自在、无拘无畏的生命感。这是他性格中那份逍遥的投射和成像。

 

    李炎唐自称是一个“逍遥派”。“文革”时，军队系统以及解放军总医院划成了很多派别，李炎唐因为不参加任何派别而被定性为“站错队”，遭受批判后被罚去郊外山上采药。他淡泊低调，与世无争，将那些荣华视作缥渺的烟云。“给邓小平做手术，我像在做梦；做全国政协委员，我感觉自己在做梦；美国专机接我去美国出诊，我觉得自己还在做梦……很多事我就像在做梦。”

 

    这“梦”，就像按下相机的快门时，被瞬间捕捉到的灿烂和明媚，绘出一张棱角分明的照片。

 

    (本报记者 陈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