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这本新书的名字叫《再造传统》。其所论述的是当下个非常紧迫的问题。传统本身总是处在再造自身的生理过程中,像循环中的血液在不断地再造自己一样。但当今中国所面临的并不是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再造传统的任务,而是要在既有传统的某些方面已经发生功能障碍的局面下,去接续它的旧命脉,重开一片民族生命的源头活水。
我应属于这本书被印出来以后最早的读者之一。在阅读过程中,我脑海中多次连想起刘东在30多年以前就开始主持编译的一套丛书,即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丛书的第一种就是《中国的现代化》。“现代化”是那时候最引人注目的主题词。30年以后,我们讨论中国文化的时候,引领思想的主题词已经从“现代化”变成了“全球化”。那么从主题词的变化中间我们能不能追寻出一些它的内在含义呢?现代化的目标是要使中国摆脱不够现代的状况。但正因为中国还不够现代,当时很多人最关注的是从外部世界去寻找中国变革的参照系。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于是很容易被误判为就是推动中国“西化”的过程。而“全球化”突现出来的,就是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问题。本书的副标题叫“带着警觉加入全球”。作者力图予以强调的,到底又是什么样的警觉呢?我以为就是对于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与放弃本土文化主体意识的警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把副标题改写成:“带着文化主体性的警觉加入全球”。
一
文化主体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它只能根基于本民族的传统。本书在形式上分成五章。第三章通过申遗、语言、建筑、电影、熊胆、体育、通识以及家庭八个个案,令人信服地向我们具体展示出,面对全球化给中国文化带来的“险象环生”的全方位的冲击,再造传统对我们何等重要。这部分叙述中充满了富有启发性的很有趣的观察和评论。比如我们能否用从属于西方文明的“科学”作为居高临下、衡量一切的标准,去评判其他文明中的各种观念或方法。
这八例个案之中是否存在某些共同性呢?我认为是有的:在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全球化大漩涡里,我们必须拥有一个能够铆定或者把持自己文化的基盘。只有依赖于这样一个文化基盘,我们才能在多项选择的困境中左右前后地不断迂回移动,以期找到一个最合适的应对支点,并对它进行随时调整。在本书里,这个文化基盘有时被刘东称为“革新的主体性”,有时称为“转型的根基”,或者“社会共识的地基”等等,都是指本民族的文化与精神传统,这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之赖以扎根的唯一可靠的场所,所以我们需要再造传统。
基于此一认识,本书把另外一种未曾引发足够注意的解释重新招回我们的思考中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张之洞提出的著名主张。过去,主流思想界一向认为,他力图用西方的器用之学、西方的技术来缀补中国的中世纪旧式政治体制之天。所以他是在徒劳地维护一种陈旧的封建学问;这种立场,连对封建文化持妥协态度的改良主义主张也不如。
但是假如我们这样理解他,那就同稍晚于张之洞的另一名著名人物的看法完全不相融了。作为一个留洋十数年的现代知识人,陈寅恪为什么会说自己的思想囿于咸同之际、议论则与曾国藩、张之洞相近呢?本书引述的这一新见解,可以从根本上化解上面提到的疑惑。其实,张之洞对自己的“西用”概念曾作出过非常明确的界定,以为“西学之中,西艺非要,西政最要”。在他看来,向西方学习,器用之学不是主要的,而它们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学说方为“最要”。张之洞并不反对参照和借鉴西方现代政治体制和现代学说,而他所谓“中体”的意思,恰恰就是主张以中国文化为本体,在中国传统的基盘之上去学习西方。从这样一种认识出发,我们也许应当重新评估近现代一批坚守儒学传统的大学问家和政论家们的基本立场。
二
《再造传统》的最后一章是非常耐人寻味并值得讨论的。作者认为,应当把我们今日再造传统时已无所逃于其中的基本语境,也就是全球化的既定情势当成宿命去承接。全球化是一种宿命,不过宿命并不是只有一种可能前途的单线演进。我们可以做的,则是在把它当成宿命来承担的积极作为中,使我们的宿命能够指向最好的一种未来。所以书里说的宿命有下面几层不一样的意思。
第一、全球化本身就是一种宿命,或许你可以通过闭关锁国把自己隔绝在变得越来越小的世界之外,像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的依附理论主张的那样,或如我们的某些邻国所做的那样。但是依附理论已被最近数十年的世界形势证明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第二、全球化是这样一种宿命,即使你没有多少积极主动的作为而随波逐流、无所事事,你仍然会看到我们这方水土最终被全球化,而且依然会保留着很多中国的特性,肯定不会变成东亚的美国或者印度。但那还会是怎样的中国呢?可能是一个由全球化的各种负面属性和中国文化中的糟粕糅合而成的丑陋的中国。
第三、我们必须积极有所作为,通过清理自己的文化遗产,也就是再造传统,为采纳本国传统所缺少的那些外部世界的现代性成分,准备一个良性榫接的基盘。
第四、全球化既是一种宿命,又具有高度的可塑性,是一种具有高度可塑性的未完成形态。中国人带着警觉,也就是带着自身文化主体性的警觉加入全球,并不是要消极地接纳某种已然定型、纯粹外来的全球模式,而是要带着属于我们自己的独特资源,积极参与到全球化之未来形态的塑造中去。
说到底,我们必须极其严肃地面对清理传统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因为传统里面有太多的被我们舍不得扔掉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实际上不可能真正做到完全彻底地扔掉传统。如果不去积极地清理它,传统里面那些坏的东西在现代化过程里就会变得更坏。而当我们想尽可能地吸收外来的各种各样的中国文化自己所不具备的东西时,我们也仍然要把这些东西激活在一个健康的文化基盘之上。而这个健康的文化基盘也只能通过对中国传统自身的更新,才能建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