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师引路

    汤一介 哲学史家，国学泰斗，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主要论著收入十卷本《汤一介集》。

    赵建永 天津社科院副研究员，曾任汤一介助手。

    汤一介先生是中国思想文化界开风气之先的代表性人物。

    汤师道德文章有口皆碑，在汤师身边18年的耳濡目染，使我感到，尽管汤师对学生一向要求严格，但像孔夫子那样，严而不厉，望之俨然，即之也温。钱穆称颂汤用彤为醇儒典型，圣之和者。此话用在汤师身上也十分恰当。汤师为人为学大都能在家学中找到渊源。而我与汤师的殊胜缘分正是始自校读汤用彤的著作。

    1996年，我至北大求学，导师是汤一介先生。我此际通读了汤师父子的著述，并常写札记呈阅，深受先生嘉许。不久即协助他整理校订《汤用彤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为方便工作，在汤师安排下，我从他中关园书屋搬进其北大研究室，任全职助手十余年，朝夕相处，师恩深重，由是略窥学问门径。

    自校订《全集》起，除汤师外出，几乎每周我都将不敢擅自决断的问题，向他请示处理意见。经常从晚饭后开始，不觉已近深夜。后因备齐的手稿等资料太多，汤家书桌摆放不开，先生遂不顾寒暑坚持亲临我校书处所，不厌其详地解决所遇难题。每当此时，汤师专注的眼神便流露出对父亲深厚的怀念之情，生动体现出他传承家风国学“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精神。《全集》的统稿工作，由我协助汤师完成，经五校才出版，后荣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

    我平时还为汤师所写论著查找、核对资料，校订其代表作《郭象与魏晋玄学》《佛教与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等论著，并搜集整理《汤一介集》。我深感这对于弘传汤学责任重大，为保证编校质量，晨昏无懈，至忘寝食。此间，我校勘汤师父子著述的各种版本及手稿，并查阅佛藏、道藏及四库文献万余卷。仅重点校勘的汤著征引文献尚且如此丰厚，可见汤师父子治学之深广。

    2003年春，汤师中风住院，刚好转就让我协同清理家传藏书，制作编目，注明版本等信息，以便准备捐赠。我于此文山瀚海中整理出3000余册善本，其间时见汤霖、汤用彬、汤用彤、陈寅恪、熊十力、梁漱溟、贺麟、顾颉刚、罗常培、唐兰、朱谦之、季羡林等前辈亲笔题记和手稿。这批文献的发掘将为重新认识汤师父子、研究文化史提供丰富史料，开拓出新途径。

    我从汤师做博士后期间，他把在燕南园的院长办公室让给我使用。这里东邻冰心故居，西接向达故居，南临静园，北靠翦伯赞故居，且与汤用彤故居很近。工作之暇，我在院子里种满了花果，一到收获季节，首先挑出硕果送给恩师。

    汤师以耄耋之年主持国家重大项目《儒藏》工程，有40多所高校和海内外数百学者需要经常联系，并解决相关问题。他还身兼北大儒学院院长、中华孔子学会会长、中央文史馆馆员等公务，休息时间很少。但他百忙中依然亲自动手整理先父文稿，为《全集》圆满完工而殚精竭虑。为不使汤师过于劳累，而有更多精力建设《儒藏》事业，也为了能让汤师在有生之年看到新版《全集》，我竭尽全力投入到《全集》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

    近年来，与汤师见面，他总是先谈起我的新作，予以点评。当得知我有他没看到的文章时，还会让我给他一份。这类来往，汤师在日记中也多有记述。他每天有阅读各种报刊的习惯，对最新学术动态非常关注，对《光明日报》看得尤为仔细。

    今年春，人民出版社告知，希望能把我整理发表的名家遗札编成专辑，并请我向汤师转达他们出版《汤用彤书信集》等著作的诚意。起初，汤师担心影响正在全力进行的新编《全集》，而不便明确表态。他去世前不久对我说：“等新编结束，如果原出版社不准备出全本的《全集》，就让更有优势的出版社来出吧，书信集也可出单行本。我做不动了，就由你来接着干。”结合稍早前汤师为我整理发表汤用彤未刊稿而签署的授权书来看，此言可视为他对我的临终嘱托。历此十八载校订，唯愿上千万字的全本《全集》出版工程早日告竣。

    我在学术成长道路上多蒙汤师关爱提携。先生学识渊邃，鱼渔俱授，使我不仅学到新型知识结构和方法，而且还明晓许多为人处世道理，受益无穷。汤师于我著述架构颇费匠心，文中每一进展无不凝聚着恩师心血。实际上，这些年来的拙作基本是在与汤师反复讨论中写成的，说成是师生合著亦不为过。

    我运用做汤师助手时总结出的“读作者所读之书”的研究方法，所写学位论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还著成《汤用彤传》《汤用彤与宗教学研究新证》《汤用彤年谱》《学衡派重估》诸书。汤师对此煞费苦心和深心。为便利我查找珍稀文本，他给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郑重修书，托我带去。汤师逝世后，郭教授即发表了该信，并撰文解读。

    上述系列著述的完稿，并非我研究汤学的结束，而是全新的开始。今后拟在尽快把汤师父子遗稿整理出版的同时，以研究其学术思想为切入点，延伸到相关哲学文化领域：一是在汤师父子对早期儒、道、释研究的基础上，进而梳理三教互动关系史；二是通过对汤师父子及其师友的研究，而扩展到近现代文化领域。如今，在新起点上，衷心祈盼这项研究能为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以及文明交流互鉴规律的总结提供有益资源。这也是学术良心的“无上命令”要求学人必须负起的责任。

    今年8月初，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把汤师作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者代表，就其传承家风、弘扬国学进行了专题报道。此前汤师已病重，采访受限而使节目制作稍为耽搁。我虽略通中医，但面对晚期绝症，无力回天。见到汤师健康每况愈下，备受病痛折磨，我常向汤师推荐些养生术，他也认真地试图掌握。我还表示想努力学医，为汤师康复尽弟子之义。他欣慰地说：“医学保障生命健康最为重要，也适合你研究，可以是很好的治学领域。”因当时各种编校任务甚紧，我唯有尽力协助先生做好有关工作。汤师虽公务繁忙，但即使在卧病中，仍手不释卷地校阅我整理的文稿。

    与恩师相处时光之优厚，是我的幸运。我与汤师所谈问题，数年来记满了两大本，其中部分内容为先生亲笔所书。还有他写给我以各项编纂工作为主的数百封手札，我都珍藏至今，永为纪念。

    先生走了，但他组建的团队还在，梦想还在，完成先生遗愿，才是最佳纪念。我们会拭去眼泪，为更好地弘传国学，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奋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