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里的人生

    身处盛世的莎士比亚，调集了自己所有的人生经历与横溢才华，在1590到1612年的22年内，创作出37部戏剧、两首长诗以及154首十四行诗。出于时代、社会、文化、经济、个人等诸多因素的不同，莎作“旅行”至中国后的际遇大相径庭。从传教士最早于1840年部分引介莎作，到莎士比亚在中国至少有25种译名，到1921年10月田汉发表第一部莎剧译本，再到朱生豪、梁实秋、方平3个全译本的出版，中国引介与接受莎士比亚经历了160多年的历史，至少有60多位诗人、学者与翻译家参与到这个独具魅力的领域中来。

    这是一路风尘颠顿、风险频出的历程。翻译所能起到的作用，难于避免的毛病以及所达到的最高境界，都在这一历程中尽现。钱钟书说，这种翻译，让原作得以“投胎转世”，躯壳虽然“换了一个”，但精神姿致“依然故我”。不错，译作是原作的“来生”。经历了上述历程，莎士比亚终于“活”在了中文世界里，并且绽放出了别样的风采。

    缔结莎士比亚英中文学关系的3个全译翻译家，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30年，朱生豪译莎10年，方平译莎60年。他们的人生是译莎的翻译里的人生，他们的人生因翻译莎剧而完美，他们的人生在漫长的译莎历程中得到了圆满的展开与诠释，他们的人生是“翻译里的人生”！

一

    鲁迅先生于1934年说过：“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有莎士比亚的译本。在日本，《吉诃德先生》《一千零一夜》是有全译的；莎士比亚、歌德……都有全集。”这段话表达了他希冀中国尽快全面接受西方文学优秀作品的迫切心情，也体现出一种时代的需求。他提到的日译莎作全集，是1909年坪内逍遥翻译出版的日文《莎士比亚全集》。而中国第一部《莎士比亚全集》的中译本则出版于1967年，较日本晚了58年，系由梁实秋独立完成。“成就如此大业，‘五四’以来只有梁氏一人。梁先生翻翻译莎士比亚作品作近40年，从1930年至1967年，这种有恒而踏实的精神真不愧为译界典范。”余光中说。

    1930年秋，梁实秋执教青岛大学外文系。当年底，由胡适倡议始译莎剧，计划由梁实秋、徐志摩、闻一多、陈西滢和叶公超5人分工合作，每人每年译两本，5年内完工。可是，次年11月，徐志摩发生空难，陈西滢出国，闻一多和叶公超又无意于这项工作，仅剩梁实秋一人利用课余独担译莎的全部工程。至1936年，梁实秋译出莎剧8种，都陆续出版。次年抗战爆发，翻译工作被迫中止。

    此后，梁实秋出任北大外文系主任、随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北碚编订中学教科书、任职国立编译馆、受聘北师大英语系教授、赴台出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英语系教授兼主任（1955年改为台湾省立师范大学，任文学院院长）等职，人生如此颠簸多变，夫复何求！1959年，梁实秋查出糖尿病，便辞去文学院院长一职，方得暇重拾中断22年的译莎工作。他给自己规定，每天译出2000字，遇事耽搁，不论多晚也要完工再睡。他每译完一剧，就将手稿交给妻子装订。程季淑就用纳鞋底的锥子在手稿边上打孔，缝成线装书的样子。梁实秋之女梁文蔷回忆，手稿是完美的，极少改错，绝对清洁，稿纸四角绝无卷边。

    1964年，台湾文星书店出版梁译《莎士比亚戏剧二十种》。1967年，台湾远东图书公司出版梁译《莎士比亚全集》40册，300万字。梁实秋遂被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传人”。1967年8月6日，台湾“中国文学协会”“中国语文学会”等团体联合举行“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出版庆祝会”，与会者近300人，无不称赞梁实秋的成就。

    余光中《梁翁传莎翁》说：“莎士比亚只写了20年，梁实秋先生却译了36年。不过我们不要忘了，莎翁是连续地写，在太平盛世的伦敦连续地写；而梁翁是时作时辍地译，在多难的中国时作时辍地译，从‘二战’前译到‘二战’后，从严寒的北国译到溽暑的南海，且把昔之秋郎译成了今之梁翁。”这是对梁实秋译莎历程最妙的总结。

二

    1933年，21岁的“之江才子”朱生豪毕业，到上海世界书局工作。1935年是上海文化出版界的“翻译年”。书局英文部负责人詹文浒建议朱生豪翻译莎作。此举既可纾解朱生豪面对国难的苦闷彷徨，又能给他带来经济收入。23岁的朱生豪欣然接受并签订合同，计划两年内全部译出。

    1936年8月，朱生豪译出《暴风雨》《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等9部剧。次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在震天的炮火中，朱生豪逃出寓所，只带了一只藤条箱，装着牛津版莎氏全集和部分译稿。世界书局已被日军放火烧过．一年多的译稿及参考资料尽遭焚毁。8月26日，朱生豪从上海避难至嘉兴，后辗转至新塍、新市等地，他这才真正经历、体会到了国破家亡的切肤之痛，尽快译全莎作之念又炽。1939年9月，朱生豪到上海《中美日报》任职，写“小言”之余便埋头补译。到1942年底，译出《暴风雨》等9部喜剧，把丢失的喜剧补全。在老家嘉兴，朱生豪晚上没有电灯，白天则闭门不出，把全部精力投在译莎上，其妻宋清如则承担了所有家务，二人仅靠微薄稿费维持生计。接着，他又译出《罗密欧与朱丽叶》《李耳王》《汉姆莱脱》等剧。1944年秋，朱生豪劬劳过度，健康日衰，但他“埋头伏案，握管不辍”，又译出悲剧、杂剧及历史剧四部，连同喜剧共计31部。

    朱生豪自幼身体孱弱。1944年初，他带病译出《约翰王》《理查二世》《理查四世》等4部历史剧， 4月写完《译者自序》并编《莎翁年谱》。朱生豪一直忍受着长期病痛，在勉强支撑着译出《亨利五世》第一、二幕后，及至6月，确诊为肺结核，卧床不起，这才不得不放下未竟的译稿。他悲痛地说，早知一病不起，就是拼了命也要译完。1944年12月26日，朱生豪带着对爱妻稚子的无限眷念和牵挂，带着没能译全莎剧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年仅32岁。

    1947年，在朱生豪逝世后的第3年，他所译出的莎剧，由上海世界书局以《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共三辑）为题出版。世界书局打出宣传词：“本年度文化界盛事：喜剧悲剧杂剧，三辑同时出售。朱生豪先生费时10年译成，每辑均附各剧提要、莎翁年谱。原著光芒万丈，世界文学瑰宝，译文优美流利，保持原作神韵。”朱译莎剧问世，译者已故3年，才得告慰亡灵，不禁令人潸然泪下。

三

    方平之子陆宇清说：“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父亲总是趴在写字台上伏案工作，他一生淡泊名利，热爱翻译事业，尤其钟情莎士比亚戏剧，可以说他是为莎士比亚而生的。”台湾大学彭镜禧教授面晤方平后说：“方先生治学谨严而态度谦逊，坚持理想、追求完美而又恬淡风趣，风范令人折服。”这是对方平一生译莎研莎绝佳的阐释，非有这种认真、执着而不可为之。的确，他为翻译与研究莎士比亚倾尽了全部心力。

    “于不怀疑处有疑”，这种敬业精神，是方平从事翻译事业的座右铭。从一开始，他将翻译与研究双管齐下，并使之共同开花结果，这成了方平译莎的一大特色。1951年，他发表《（维纳斯与阿童妮）考证》一文，次年出版汉译长诗《维纳斯与阿童妮》。1978年后，方平迎来了翻译与研究的新纪元。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朱译《莎士比亚全集》，方平补译《亨利五世》，并校阅朱生豪译文。1979年5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方译《莎士比亚喜剧五种》；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和莎士比亚交个朋友》，收入他1979年至1981年撰写的17篇论文。这是中国学者第一部由个人撰写的莎剧论文结集。

    方平译莎研莎事业的顶峰是主编并出版十二卷本《新莎士比亚全集》。1989年底，他在《中国翻译》杂志上发出“莎士比亚诗剧全集的召唤”，1993年在武汉大学主办的国际莎学大会上偶遇知音。之后4年，方平邀集大陆、香港莎学专家屠岸、阮坤、汪义群、覃立岚、张冲等参加翻译工作，并完成《新全集》编译任务（其中方平翻译21部剧）。各位译家专家尽心尽责矢志出新，合力将一部新全集奉献给了广大读者。2000年1月，《新全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同年11月，台北猫头鹰出版社在港台继出繁体版《新全集》。

四

    歌德认为研莎可以将他区分为“一般诗人”与“特殊的舞台诗人”，且要与古人、近人做比（1829年《说不尽的莎士比亚》）。此说开创后世研莎之先河，亦为莎译批评指明方向。莎士比亚再难译，毕竟朱生豪、梁实秋、方平都啃下了这被译界誉为“译难”的硬骨头。三家全译，同源相异，异中有同，相互参比，各有侧重，交相辉映。三家全译虽译体不同，但在处理英中语言、文学、文化气韵中，各得其趣、各得其美；而译文辞章义理，三家之心运与原作皆同轨，语迹俱融，均达化境。

    （摘自《读书》2014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