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万里焕青春

    今年九月，中国邮政为庆祝共和国65岁生日，特将《长江万里图》作为邮票向全国发行。经过我们父子半年多的再创作，这幅历经40年的画作以新的样貌焕发了青春。在原作基础上，将邮票中的长江依据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发展变化作了局部调整，增加了长江源的表现，更加全面地展现了母亲河的雄姿。九枚联票，表现了从青藏高原长江之源，一泻万里奔流到海的盛景。

    《长江万里图》初稿成于1973年。这是我父亲袁运甫为当时新建的北京饭店东楼大堂而创作的壁画稿。他是1972年底从农村干校奉调入京专为饭店大堂创作壁画的。那时正值“文革”期间，艺术创作形式上，一般都要求“红、光、亮”，但是我父亲很不喜欢那些。当时他和所有在干校的知识分子一样，干遍了田地里所有的农活，很艰苦，而且基本上是不让画画的。因此当他得知这次有机会让他重拾画笔，兴奋极了。

    一下车，父亲就直奔北京建筑设计院报到。面对新北京饭店的大楼设计图，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他不想随风附会，画“学大庆”“赶大寨”的题材。萦绕在他脑海里的，是养育他成长的滔滔长江。

    从16岁起，他从老家去杭州国立艺专学画，每年都要乘江轮航行十多个小时。可以说长江是他人生旅途的必经之路。父亲特别喜爱老家南通临江的狼山上那脍炙人口的诗句：“长啸一声，山鸣谷应；举头四望，海阔天空。”长江让父亲从江边小城南通望到了世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区，长江沿线城市的发展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如何用绘画的手段来表现这一中国特有文明的现代性，是近百年来一直困扰着中国艺术家的问题。父亲在京期间，经常去故宫绘画馆学习研究传统绘画。记得他最喜欢的作品中，就有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他有许多笔记本，上面画有多次专程去研读此画的心得感悟和构图分析，我对这一点记忆得最深刻。父亲常常指着一些古画跟我和哥哥讲解其中的优点所在，也常常念叨：“历史传统中的艺术经典，既是宝贵的资源，有时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啊！”我想，父亲是在思考如何将传统经典的艺术精神融入现代生活的表现中，从而创作出无愧于历史和当代的艺术作品。

    经过半年多的创作，《长江万里图》初稿获得中央领导的审查通过。父亲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投入到放大制作中。面对北京饭店大堂半空中长60米、高3米的壁画墙面，为了精益求精，不留遗憾，为了绘制细节更加充实，父亲提出请几位艺术家一同沿长江写生，为壁画放大做更充分的准备。他邀请了还在下放劳动的祝大年、吴冠中，还有已在北京饭店画画的黄永玉。四个人从上海沿江而上，途径南通、苏州、无锡、南京、黄山、庐山、武汉、宜昌、三峡、奉节、重庆等地，历时百余日，成为美术界的一段佳话。长江百日写生归来，第一个遇到麻烦的是黄永玉先生，他平日画的猫头鹰被解读为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而受到严厉批判。政治形势好像有了很大变化，父亲也意识到了威胁。但他返京后，依然在家中倾力绘制《长江万里图》线描稿，为壁画上墙做最后的准备。但是，政治运动是残酷的。“四人帮”及其爪牙为了反对周恩来总理赞同的关于北京饭店艺术风格的定调，以《长江万里图》只是一张“风景画”，没有表现革命战斗的主题为由，搁置了壁画的创作进程。《长江万里图》的创作被迫终止。

    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父亲所在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承接了一项国家任务，要为首都国际机场创作一批壁画。父亲感慨万千，他决定要让《长江万里图》重见天日。碍于墙面尺幅的限制，父亲决定以《长江万里图》中的四川部分，取名《巴山蜀水》绘制于首都国际机场的航站楼中。《巴山蜀水》描绘了长江水域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段景观。长江在这里冲破重重阻碍，在激流中勇进。这对当时中国走出困境、选择改革开放的勇气，作出了艺术的注释。最后，首都机场壁画群的创作成果，也因它体现了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精神而永载史册。

    1981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逐渐打开。在北京合资兴建的“建国饭店”大堂，《长江万里图》作为一幅完整的公共壁画首展容貌。2012年，长达10米的《长江万里图》纸本手卷入藏故宫博物院，成为灿烂中华艺术宝库中的一员。

    去年，《长江万里图》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一幅长18米、高3米的鸿篇巨制，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的主墙上完成。画面重峦叠嶂，烟霞渺渺，现代化的城市星罗棋布，“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此时的父亲已年近八旬，他要求我与他合作此画，完成为国家贡献智慧的宏愿。

    大型壁画《长江万里图》的命运和国家发展的历程息息相关。它一路走来，从上世纪70年代兴建新北京饭店，到改革开放初期落户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再到北京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建国饭店”，再到故宫博物院，又到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可以说《长江万里图》的创作足迹，见证了我们祖国40余年发展的兴衰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