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负千年重任

    我生平有幸结识的老师之中，董希文先生是我学生时代印象最深，也相知最深的一位。

    他，是一位使命感很强的人。坚信艺术的理想比一切都更重要，一生坚持油画民族化这一目标，并告诫他的学生：“一笔负千年重任。”

    《开国大典》是受到表扬的一个例子，《红军过草地》是他在1957年完成的另一幅巨作。董先生以20世纪40年代初曾经尝试过的国画写意人物的笔法绘制，这种大笔触后来被运用在60年代初的西藏第二次写生作品里。此画的另一个突破，是色彩的抽象化倾向已十分明显。全画以普兰和橙黄为基调间以土黄和黑色，色彩表情极为严峻，被批评者认为是充满了对革命的悲观主义情绪，它的确是有一种悲壮的情调。事实上这幅画是颇富于人情味的，篝火、笛声、重云，深沉的思绪，但这种悲壮是坚韧信念的颂歌！作为历史画，能够做到这一步可以说已经是极其难能可贵。这幅作品是董先生在油画民族化方面更重要的一次努力。

    写到这里，不禁忆起许多往事。

    1959年上写生课时的一幕：当时我以点彩的办法去画一盆花，董先生建议我去看看修拉和西涅克的作品，正说得高兴，我看到一双虎视眈眈的眼睛——以为自己有使命必须教训所有人的学生，气冲冲地走到董先生面前：“董先生，你过来，我有话对你讲！”董先生被叫到教室门口。“董先生，你这是怎么回事？！袁运生至今拒不改造，你还指点他去看那种形式主义的东西！”那气氛好像教育一名不可言喻的惯犯。董先生只是一言不发，转身朝办公室走去。

    那时，我们工作室的五名毕业生常聚会在董先生家里谈艺术，系统欣赏董先生几十年来的所有作品。这些日子便是我们的节日。每次到先生家中都会有两个食盒放在桌上，一只装着糖果，另一只是饼干或茶食。董先生总是先出来见个面而随后借故走出去半小时左右，好让我们放肆动手，回来后再谈艺术。那时节，学生们胃里太空，和老师一边谈话，吃糖的样子一定不雅。

    “你喜欢塞尚吗？”有一天董先生突然问我，听到我肯定的回答，他眼中放光，感慨地说：“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和他有一段距离，使我不能很深地理解他！”我想说，可能是性情的关系，但没有接下这个话茬儿。回想我曾经听到吴冠中先生讲，在杭州艺专时期，董先生曾经在色彩方面受到林风眠先生的指评，独自到孤山上痛哭的往事，当时我不接话茬儿可能是对的。先生严于责己的精神实在是他的重要本色。那次我还对于美术教育中所谓基本功的概念发挥了一通议论，我表示反对强使大家接受统一的，认为是唯一正确的基本功概念。我说，所谓基本功是为了给学生以后的创作生活提供更多的选择的机会，应当尽可能地扩充基本功所含有的内容，现代的艺术教育应当提供从古典主义直到毕加索之间的所有选择。这种论调在当时显然是太出格了，但出乎意料，董先生特别严肃且一板一眼地说：“我同意袁运生的这个意见。”从这一天起，我才真正感到我们之间好久以来的亲近感觉是有深刻原因的，只是他从来没有这般无顾忌而已。

    有一天，我们一同欣赏他多年来的作品。差不多所有的画都看过了，过去的和现在的，变化真大啊。董先生指着自己1942年的一幅《苗女赶场》的油画说：“本来，我自己心中最中意的是这一条路子。”正如他常说的，那是笔笔负责、恣意而自由的绘画。我的内心不禁为之一震！我回味他这条肯定自我的迂回的曲线，暗自下定决心：寸步不让，寸步不让地走自己的路。

    董先生的心思全用在绘画里了，全副精神，全副精力，你看他作画的表情便是那样。他的眼神，拿笔时手的挥动都是刻骨铭心的，这是一种心性的表现，无论是藏族喇嘛的早年白描写生，还是《红军过草地》中大笔衣着的描写，或者再次西藏写生的那种豪放的饱满的笔触，他都是率性而作，这里面留有他的精神。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还手把钢刀，直戳印章，毫无犹疑（他只有那么大的力气了）坚持他作画的主张，要一笔笔画下去。一笔负千年重任，不遗余力。他的骨灰盒上用了最后一块自己刻的名章，是那段日子钻研汉印，熟读碑铭最后的心得。坚实、肯定、一去不复的刀痕，有情有致的笔画，这坚忍的情愫，活生生突出了自己的性情。他是以悲壮的情怀与艺术告别，与自己的生命告别的。

    他是一位真正的殉道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