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校读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是毛泽东民主革命时期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在该文中，毛泽东首次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当时中国复杂的社会状况进行深入解剖，分析了各阶级的经济地位，进而判定他们的阶级性以及他们对即将到来的中国革命风暴的态度，解决了中国社会革命的对象及主要力量等重大理论问题，对具体的革命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毛泽东选集》的编辑者在提到其写作意义时称：“毛泽东此文是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最早刊于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主办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1925年12月1日出版）。文字上略作改动后刊于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第2期（1926年2月1日出版）。作者作了多处修改后又刊于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第116、117期（1926年3月出版）。在编入《毛泽东选集》时，作者又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由于多次修改，在这些不同的版本里面，《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具体内容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别。笔者选择目前通行的版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及其最初版本（1925年12月1日版）进行比勘阅读，从其修改变化的痕迹中加深对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认识。

    笔者发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这两个版本之间存在较多不同之处。一般而言，在编辑文集的过程中，编著者都会进行一些一般性的文字增删、润色工作。而这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则不仅仅是文字上的变化，还涉及内容、观点等多方面的变化。

    在写作背景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毛泽东此文是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之外，还有一个背景，那就是为了弥补国民党“一大”宣言的不足，在原版本的第一段里面，作者明确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宣言，就是宣告这个策略的决定和敌友的分辨。但那个宣言极其简单。”但后来的版本没有保留此段介绍，实际上第一次国共合作是毛泽东写作本文的一个重要背景，对此有深入了解可以更好地了解文中涉及的内容。

    在内容方面，原版本的篇幅比目前通行版本稍多。原版本在提到文章的内容时说，“我们要认识这重要的策略，要分辨那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阶级性、人数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收入《毛选》时删去了“阶级性、人数”两项。关于阶级性的论述在具体的行文中可以体现出来，但是关于各阶级人数估计的内容则完全删去。原版本对于各阶级的人数及其对革命的态度有大量的论述，文中还列有专表。《毛选》除了删去关于各阶级人数的论述之外，原版本关于中间阶级分化情况的论述也删去了很大的一部分。为何删去这些内容？由于没有看到明确的记载，我们无法确知其中的原因，只能作一些推测。以删去各阶级的人数为例，由于作者在各阶级人数方面的数字都是靠估计得出来的，而且各阶级人数是时时变化的，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看，很难找出一个相对准确的数字。而删去这些数字，不仅于原文整体文意无损，反可以使该文更加简洁。

    除了上述这些完全删去之外，《毛选》本在许多问题的论述上还作了重大修改。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具体的阶级分析方面。关于大资产阶级，原版本的表述是“大资产阶级”，而《毛选》本则直接称之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在对其阶级性的分析上，《毛选》本除了继续指出其“附属于帝国主义”这一特点之外，还着重指出，“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至于这一阶级的政治代表，原版本的表述是：“买办阶级——与外资有密切关系之银行家（如陆宗舆、陈廉伯等）、商业家（如唐绍仪、何东等）、工业家（如张謇、盛恩颐等）；大地主（如张作霖、陈恭受等）；官僚（如孙宝琦、颜惠庆等）；军阀（如张作霖、曹锟等）。”此外，还包括附属于以上四种人的“反动派知识阶级”。到了《毛选》本，这一阶级的政治代表则变为“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中产阶级方面，《毛选》本称，在革命高潮来临之际，“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分化”。在这里毛泽东只是笼统地称为“中间阶级”；事实上，在原版本里毛泽东对于中间阶级是有一个具体的说明的，“那些中间阶级，在西洋如所谓第二国际等类，在中国如所谓国家主义等类，必须赶快的分化”。从原版本的论述看，国民党右派也属于毛泽东所谓的中间阶级。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从原版本时的“中间阶级”，到《毛选》本则变为了“极端的反革命派”，成为中国革命的死敌。这一变化体现了这段历史时期内中国革命对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毛选》本的表述说明，作者对中国社会的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指出这部分人在革命中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了其所具有的“破坏性”。

    第二，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也有一些变化。原版本在论述大资产阶级时，认为“反动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之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办事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在论述中产阶级时，认为“小地主、许多高等知识分子——华资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小律师等都是这一类。”关于小资产阶级，作者认为，“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都属于这一类人。”在文章的结语部分，作者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反动派知识阶级即所谓中国大资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敌人，乃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这些内容，《毛选》本里删去了很大部分，在具体行文中，只有一处提到知识分子：“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结语部分关于知识分子的表述也有改动：“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通过两个版本的比较，可以看出，在原版本里面，作者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认识还比较模糊，到《毛选》本则明确地将知识分子称为一个“阶层”。《毛选》本里大大简化对知识分子的论述，跟作者的这一思想认识上的变化或许不无关系。

    第三，关于革命领导权论述的变化。该文原版本里并没有谈及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在论述无产阶级时，只是提到，“故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而没有提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而《毛选》本的结语部分，作者则增加了“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这样一句话，明确不过地指出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属于工业无产阶级。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两个版本之间文章的精髓虽然没有大的改变，但二者关于许多具体问题的论述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且这种变化不仅仅限于文字上的增删润色。相比而言，原版本很像一个具体的调查报告，而《毛选》本则更为系统，更具理论性、“经典性”。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只有扎扎实实地运用包括版本校勘在内的各种办法，分清作者当时的想法及此后所发生的转变，找出演变的轨迹，才能更加深入地了解历史真实。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