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精神的重建

    关于当下的文学创作，时有批评和诟病之声。有人指责作家脱离现实和社会生活，有人批评文学缺乏道德理想与价值持守，还有“垃圾”“二锅头”之说。事实上，如果潜心阅读近年来的文学作品，可以发现，无论是在文学性、艺术性和人文情怀上，还是在对现实的敏锐感受和对历史的反思上，现在的作品都要比以往更精粹、更强烈。这是一个重建文学精神的历程，它为时代积累了宝贵的美学经验，也为中国故事的精神形态和文化共同体的生成创造了重要条件。

运用新的叙事方式书写历史与现实

    从文学发展历程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作品开始告别先锋，重返现实，文本的实验性和现代性探索似乎式微。但是，在近年的作品中，依然可以看到作家们运用新的叙事方式，展现他们对于历史与现实的书写。

    王蒙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写于新疆的旧作《这边风景》中加入了新的文学元素。小说有着特殊历史背景下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交融和生动复杂的人性写照，同时钩沉出“四清运动”这段被尘封的共和国历史。每一章后边都有王蒙阐述旧文重发的感慨，形成了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使小说颇具现代感。余华的《第七天》以杨飞的亡灵在人世阴间“游历”的离奇故事，道出了现实社会中的不公、腐败、堕落、黑暗、失衡。“第七天”和亡灵叙事的结构让小说具有了超越现实的气质，而当那些“新闻串烧”被余华作为虚构情节写入小说时，它们也获得了独特的艺术性和批判现实的意义。在《带灯》中，贾平凹深入女主人公带灯的感情世界，勾勒出她在处理乡村琐事、应对公共危机、面对精神之爱的内心生活。“带灯”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光明温暖的隐喻，透露出作家面向逐渐衰微的乡村文明的美学理想。阎连科的《炸裂志》以“地方志”形式描写一个村庄在30年里变成超级大都市的过程，勾勒出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自我裂变和持续发展的面影，以及复杂吊诡的“魔幻现实”。金宇澄对语言的探索令人瞩目，他的《繁花》精心遴选上海方言，写出了上海的日常生活与繁复生动的人性、物欲等万千景象。

    由此看来，作家们已经意识到仅用“现实主义”是不够的，他们以隐喻、寓言和荒诞叙事等再现了当代中国的精神镜像。

坚守园地，传递情感的细密光泽

    文学精神的重建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更是精神内涵和价值持守上的。有的作品形式上很传统，但它们涌溢而出的人文情怀却能够让人确认，在这个精神生活匮乏的时代，依然有作家坚守着自己的园地，传递出情感的体恤与细密光泽。

    铁凝的《火锅子》叙述了一对相亲相爱的老夫妻在雪天吃火锅的动人场景，将一段坚如磐石的漫长婚姻写得美好细致，传达出情感的暖意与安静。迟子建《晚安玫瑰》的故事表层是赵小娥在城市里遭遇的就业、租房和恋爱等现实问题，其内里却有着关于罪与罚、赎罪等问题的更深入探讨。同样表达人道主义和精神超越主题的还有艾伟的《盛夏》、乔叶的《认罪书》、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张楚的《良宵》、马金莲的《长河》，它们通过车祸事件、婚外情、童年创伤、艾滋病儿和葬礼叙事完成了对“爱与罪”“生与死”等终极命题的追问。

    在当下创作中，一个占据相当分量的题材是历史叙事。这是判断一个作家是否具有广博意识和宏阔视野的标志，也是文学精神的重要体现。与以往宏大的国族历史叙事不同，当下历史叙事基本上都是通过具体的个人生活呈现出来的。叶兆言的《很久以来》通过女主人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命遭际，隐含着一代人对“文革”的普遍经验与沉痛记忆。叶弥的《风流图卷》以少女孔燕妮的视角再现了“革命时代”的欲望与成长，人性的丰盈饱满和自我坚守成为对抗无常的重要防线，江南人文美学使粗粝的时代背景也多了些温婉生动的情调。韩少功的《日夜书》描述了一群知青的命运变化，当年拥有相同身份的人们后来各奔东西，生活迥异。这里有知青命运与新中国同构的“过去史”，也有他们的个人际遇与历史、现实碰撞而发生的一次次偏离。

    近年来还出现了以历史为叙述主体的非虚构创作。这类写作偏重于史料、历史事件、社会调查等客观性元素，行文间体现出作者追忆的情怀、亲切的怀念和知往鉴今的深远见识。徐怀中的《底色》以50年前战地记者的日记还原了越战，题材独特，人文底蕴深厚。张郎郎的《宁静的地平线》书写了在“文革”中处于风口浪尖的一代人的残酷青春。林那北的《宣传队，运动队》通过成长经历勾勒出“文革”中的特殊产物与日常生活，展现了那个时代的多元景象。阿来的《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波澜壮阔，具有历史智性色彩，展现了“瞻对”与朝廷、政府从强悍对抗到融解的过程，传达出阿来对于原始封闭的川属藏地的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一向被诟病为“缺乏历史意识”的70后、80后也为历史叙事贡献了自己的才情，表明他们正在确立属于一代人的美学趣味与价值谱系。李浩的《镜子里的父亲》以父亲的生活为主要线索，勾勒出贯穿新中国的重要历史时段。“镜子”意象的引入使得时间、空间、人物关系具有了叠合与交织的多重关系。在这样的书写中，“历史”不再是明晰的，而变得模糊与不确定。也许，这就是作为“旁观者”的一代人的历史观。黄咏梅的《小姨》叙述了历史深处的大学生小姨的故事，通过小姨与俗世生活的疏离与对抗、她对师兄的想象与之后的沉默和崩溃，写出了历史的复杂性，表明作家已经有了处理历史的意识和能力。弋舟的《蝌蚪》、路内的《天使坠落在哪里》、郑小驴的《西洲曲》、颜歌的《我们家》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和计划生育为背景，在关于自我青春、成长和家族历史的叙述中写出了他们及其家庭所遭遇的困境与难题。80年代的贫瘠焦渴、90年代目眩神迷的资本市场、从小城镇到大城市的迁徙，都道出了这三十多年的变迁与转型。

获得与时代同步的鲜活生命力

    关注现实，表达现实，是文学精神的重要内容。作家们不回避和淡化现实，也不像“底层叙事”那样以道德论代替美学价值，而是正视现实，面向当下，创作出了既囊括生活风貌和精神特质，又将艺术性和思想性融入现实观察的“当代性”写作，获得了与时代同步的鲜活生命力。

    曾经以先锋文学名噪一时的马原回归现实主义，他的《纠缠》讲述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争夺财产的激烈“战争”，亲情在金钱面前陷落消泯，这正是当下常见的现象。苏童的《黄雀记》以一桩错判的强奸案展现了市井百态与人生冷暖，林白的《北去来辞》通过知识分子的精神不安影射了时代的芜杂混乱，须一瓜的《白口罩》以城市应对瘟疫危机的故事讲述了时代的灾难，毕飞宇的《大雨如注》、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惟妙惟肖的爱情》、范小青的《五彩缤纷》、田耳的《天体悬浮》、黄咏梅的《达人》、阿乙的《春天》、曹寇的《躺下去会舒服点》等都以“我们时代的生活”为主题。这些作品通过主人公命运的变化和荒谬遭遇道出了当下面临的贫富差距、情感错位、婚恋困境、房子、工作、教育、医疗等问题。其中，“底层”或庸常生活中的人们既是主人公，也是观察者与记录者。他们携带着在生活中遭遇的损毁与戕害，也携带着当下人情伦理与世道人心的丰富信息，生成了关于这个气象万千、风云激荡的“大时代”的叙事。

    对现实的关注在“非虚构”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通过这种注重现场感和真实感的创作，作家们完成了对社会生活和现实经验的处理，并进入了公共领域的探讨。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通过对故乡的回访和身在他乡的梁庄人的追踪访谈，再现了现代化进程中被损毁的乡村，以及农民工失去家园又难以融入城市的两难困境。李娟的《冬牧场》讲述了哈萨克游牧民族奇特的生活状态，自我与自然融为一体，具有独特的感染力。郑小琼的《女工记》、王小妮的《上课记》、乔叶的《盖楼记》《拆楼记》、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张彤禾的《打工女孩》、丁燕的《工厂女孩》都以介入现实、思考现实的姿态成为非虚构写作的优秀文本。一种偏向于纪实性和报告性的创作同样引人注目。这些作品直接生发于新闻事件和现实生活，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社会热点。陈启文的《命脉——中国水利调查》反思中国当下的水资源危机，赵德发的《白老虎》讲述大蒜行业的隐秘内幕、政策管理和宏观调控等问题。这些作品站在时代前沿，关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契合了转型期的重要命题，以区别于新闻纪实的文学性和艺术性获得了强韧的生命力。

    文学精神的重建历程缓慢而漫长。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作家们以才华、思考和写作表达着对于历史与现实的关注。从整个社会现象来看，文学也许小众化和边缘化了，但它正以更为深入和精神化的方式塑造着一个民族的内在面貌，传承凝聚着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这种趋势也许能让人对未来的文学充满期待。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