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线谱上的辉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2014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个烈士纪念日，雄壮激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又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唱响。歌声中，中华民族前仆后继为民族复兴浴血奋斗的岁月在每个中国人心中浮现，实现伟大中国梦的豪情在中华儿女心中升腾。

 

    每次，听到这歌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曲谱的出版者，人民音乐出版社的编辑们心中都会涌起一份自豪之情。

 

8026.1：第一本书的书号

 

    北京东城区沟沿头33号，如今已经是个在地图上消失的门牌。但在一本十年前出版的纪念人民音乐出版社成立50周年的薄薄书里，它被一次又一次地提起，在那里面，这个门牌和大门内发生的事情，在人民音乐出版社人的记忆中仍十分清晰。

 

    1954年10月11日是一个分界，这一天，音乐家赵沨、孙慎、章枚，音乐出版家钱君匋等音乐界的知名人士来到这里，他们要在这里举行一个仪式，翻开自己人生新的一页，开启新中国当时唯一的音乐出版社崭新的航程。

 

    从那一天起，这些聚集起来的人们和他们组成的音乐出版社，就开始做着一件事情，在五线谱上，为祖国铸就音乐事业的辉煌。

 

    白驹过隙。如今，人音社的办公地点已在北京朝阳门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巍峨的大楼内，其间，出版社几易其址，北京东城区沟沿头33号的记忆，随着第一代创业者的相继离去，只是依稀留在回忆录的字里行间。

 

    “一幢二层小楼，二十几个人。饭厅里有几张八仙桌，那时吃饭是包伙制，每次吃饭，一桌人要等齐了再吃，有些家庭式的感觉。”

 

    往事虽未如烟，但已沉入记忆深处。唯有60年间出版的万余种书籍，依然历历在目。

 

    “建社后出版的第一本新书（书号8026.1）是苏联歌剧脚本《冲向暴风雨》。”建社50年时，老编辑丰元草对此还记得清清楚楚。

 

    60年，人民音乐出版社累计出版各类图书万余种，出版音像及电子出版物800余种。每年出版中小学教材一亿多册，每月在内地销售图书达1000多种，318种图书及VCD输出到德、美、英、韩、日等国家，《中国音乐教育》《音乐研究》《钢琴艺术》《歌唱世界》四种学术期刊在全国影响广泛。

 

    2009年，人音社提前一年实现了成为“中国第一，世界一流”音乐专业出版机构的诺言，成为一家在国际音乐出版领域拥有话语权的知名出版企业。德国朔特音乐出版有限公司、亨乐音乐出版社，美国海伦德音乐出版公司、阿尔弗雷德出版公司，奥地利环球音乐出版社等外国音乐出版社，越来越主动频繁地来函来电，与人音社沟通各类国际专业展会的参展信息，了解人音社的参展愿望、需求、行程情况，以便尽早约定会谈时间、地点、议题内容。那一年，尽管上海国际乐器展与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的时间冲突了，但是经过事先沟通，这些全球知名的音乐出版社最终还是来到了中国，选择了上海国际乐器展。那一次，在48小时之内，人音社通过网络，与德国朔特音乐出版有限公司签署了26部音乐作品的版权输出合同，这个项目后来被列入“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项目。

 

五线谱上铸就的辉煌

 

    纪念自己的60年，人民音乐出版社认真做了一件事，把60年出版的图书编了一本目录，厚厚的。

 

    书目是有生命的。一个个书名，唤起了人们对一个个年代、一个个难忘事件的记忆。

 

    书封上，土黄与浅灰平分了空间，五线谱如飘带缠绕着地球，一行清秀的仿宋字——“外国名歌200首”，简单明了。《外国名歌200首》如今还珍藏在几代中国人的记忆中。即使是在它被列为“禁书”遭冷藏的年月，手抄歌谱和《纺织姑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山楂树》等俄罗斯、苏联歌曲的优美旋律仍在校园、厂矿、农场广泛流传。“文革”期间，知青们只有在它优美的旋律中，才能暂时忘却现实的残酷，憧憬着不可知的未来。那时，一本遭禁的“200首”能换到一件当时最时髦的“板儿绿”（样板团演员的绿军装），可见一书难求。

 

    《抗战歌曲选》《革命歌曲大家唱》……一部又一部音乐出版物，将一个个时代标记得鲜明而富有活力，一曲又一曲熟悉的旋律，把关于那个时代的记忆植入人们的心田。

 

    这些歌曲和它们的旋律似乎有些久远，但《中华大家唱（卡拉OK）曲库》（简称《中华大家唱》）却为今天的中国人耳熟能详。曾几何时，人们走进歌厅，曲库里只能选到外来曲目。《中华大家唱》的出版改变了这样的局面。1991年5月29日，《中华大家唱》首发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瑞环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华大家唱》的出版，是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好事、是音乐普及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华大家唱》收集的1000首歌曲，健康向上、悠扬动听，深受音乐爱好者喜爱，发行量达37万余册。那时至今，虽然已经过去20多年，但如今走进歌厅的人们，依然徜徉在《中华大家唱》展示的天地中。

 

    照片上，破败的音乐教室与新建的厕所形成强烈反差，冲击着人们的视觉。刊登在《中国音乐教育》上的这组照片，是国家教委调研团当时在甘肃拍摄到的，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对音乐教育的认知与中小学音乐教育的窘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85年7月，人音社受教育部委托，开始编写全国小学音乐教育“统编教材”及教学参考书。由全国富有经验的音乐教师和教研员编写的这套教材，在全国范围内累计发行12亿册，为学校艺术教育科学化、规范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之后，人音社陆续出版了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与五年制小学音乐教科书、三年制初级中学与四年制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普通高中音乐教科书》及全部教师用书、《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音乐》。在新一轮课程改革中，人音社的九年义务音乐教材由于其优秀的编写理念、过硬的出版质量、周到的售后服务，在中小学音乐教材领域占据了较高的市场份额，在全国单科教材品种的市场占有率排名中名列前茅。“音乐教材的编写与推广使用，普及了科学的音乐教育理念，这就是以学生为本、为教师着想、从教育着眼，以审美为核心，注意面向全体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主动性。重视创造性和实践性，重视综合性。”当时主持教材编写的人民音乐出版社原社长吴斌说。

 

    读着人音社的书成长、成名，在中国是许多音乐家、作曲家相同的人生经历。

 

    “1954年，出版社成立的那年，我5岁，刚刚开始学弹钢琴。孩童时期最早的印象是一本《莫扎特传》，蔚蓝色的纹面布封面，书名为烫金的字体，印制精良。”还有苏联钢琴家涅高兹的《论钢琴表演艺术》《舒曼论音乐与音乐家》《李斯特论肖邦》等，人音社出版的这些书，是钢琴家朱贤杰音乐与人生旅途中的伴侣。“1978年4月，那个万物更新的春天，人音社的音乐书籍重新出现在书架上的时候，真有一种老友重逢、失而复得的感慨，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经历‘文革’，可能不会了解我们那时候的学习条件，当然也不能体会我们的心情。20世纪70年代，我和我的同学都是用手抄本学琴的。1978年，人音社及时地出版了一大批钢琴教学中急需的乐谱，真是功德无量。” 

 

    曾经有很多出版社找过作曲家刘湲，希望出版他的作品，刘湲都婉拒了。可人音社此次与他联系，他立刻就同意将作品《土楼回响》放进《中国当代作曲家曲库》。“因为我是从小看着他们的书长大的，人音社在我心中的地位很重，我一定要在人音社出版自己的东西。”

 

    像朱贤杰、刘湲一样，人音社的出版物就是这样孕育着中国音乐人的艺术生命，铸就着新中国音乐事业的辉煌。

 

    向大众普及音乐文化，人音社始终将其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须臾不曾动摇。在中华民族音乐宝库中留下当代人的贡献，人音人视自己的这一使命同样神圣。无论是开创先河的《中国音乐词典》《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抑或《中国旋律》《国韵华章》……为履行使命，人音人筚路蓝缕，孜孜矻矻。

 

    一首《叫我如何不想他》，咏出多少中国人的心曲；一曲《春节序曲》，找回多少中国人春节的记忆；一首《黄河的合唱》，激起多少中国人爱国的情怀。百年来的中国音乐创作，如黄河之水，从小溪，到川流，浩浩荡荡，奔流到海，其间有曲折，有回流，更有跌宕起伏，有旖旎秀美的景色，也有百转千回的风光。为记录下这百年风采，世纪沧桑，人音社推出《中国音乐百年作品典藏》（40卷）。李叔同、萧友梅、赵元任、黎锦晖、刘天华、青主、黄自、刘雪庵、陈田鹤、江定仙、马思聪、江文也、聂耳、冼星海、贺绿汀、谭小麟、郑律成、马可等一代作曲家创作的大量中国音乐史上的“开山之作”和“奠基之作”赫然其中；丁善德、李焕之、吴祖强、杜鸣心、朱践耳、罗忠镕、何占豪、辛沪光、王义平、吕其明、刘文金、雷振邦、陈钢等一代作曲家创作的名曲名篇位列其里；谭盾、陈怡、郭文景、周龙、瞿小松、叶小纲、何训田、王西麟、杨立青、赵季平、黄安伦等“新生代”作曲家创作的名篇佳作淋漓呈现。真可谓洋洋大观。以国际通行的五线谱谱式和音响唱片形式呈现的一部部作品，从不同角度，勾勒出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专业音乐创作在继承民族传统、借鉴西洋音乐文化精髓探索中蹀躞前行的步履，为后来者留下了一面清晰的音乐历史之镜。

 

    《羌山采风录》获得了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听说不少的四川羌族民歌传承者在汶川大地震中不幸离去，歌集中有些羌族民歌的曲谱和原生态影像已成绝响，人音社当即决定将此选题作为文化重建工程尽快出版。从人音社近年来陆续出版的有关中国音乐史、中国戏曲史与民族民间艺术的著作，便可知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使命，已深刻融入人音社的企业文化。”《羌山采风录》的作者万光治说。

 

    笛子吹出的长音飘浮在乐队空旷的背景上，出人意料且意味深远，勾勒出梦幻般的意境：乌曚曚的山峦，一重又一重；飘浮的云，幽深的空谷，无边无际的静穆。国际著名作曲家郭文景创作的竹笛协奏曲《愁空山》，以作曲手法的高度、音乐内容的深度、演奏技术的难度，攀上当今竹笛音乐艺术的巅峰，在中国竹笛发展史上树立起里程碑。著名竹笛演奏家唐俊乔把《愁空山》带到了国外：“早年，外国观众常常会觉得中国作品很有民族和国家的特点，但并不是完全能理解和听懂，可是他们却能够很好地理解和感受到《愁空山》，认为这部作品是在发出中国的声音，从音乐当中他们听到了中国正在发生的故事。”《愁空山》由此也成为中国民乐协奏曲在海内外上演频率最高的作品之一。

 

    郭文景此刻就在台下，虽然，他不是第一次这样近距离地听自己作品的演奏，但此次体验是崭新的。这位被《纽约时报》称为“唯一未曾在海外长期居住而建立了国际声望的中国作曲家”，在爱丁堡、巴黎、科隆、阿姆斯特丹、鹿特丹、乌特勒支、都灵等地都举办过个人专场音乐会，这荣誉在国内目前为他独享。他是国际著名的意大利出版社CASA RICORDI—BMG成立近200年来签约的首位亚洲作曲家，出版社负责出版他的全部乐谱并向全世界作宣传推展。但这一次，情况有了变化，郭文景成为人音社的第一个签约作曲家。他把更多作品的传播权授予了自己祖国的专业出版社。这次和他的作品一起收入人音社《中国当代作曲家曲库》（简称《曲库》）的，还有其他14位成就同样显赫的中国作曲家的作品，他们是鲍元恺、高为杰、何训田、贾达群、金湘、刘湲、唐建平、王宁、王西麟、杨立青、杨青、叶小纲、赵季平、朱世瑞。

 

    2007年5月22日晚，人音社主办的《曲库》作品音乐会在中山音乐堂举行，指挥家谭利华执棒北京交响乐团，作曲家群体出席活动并进行现场签名售谱。这是中国音乐界从未有过的盛况。曾经，中国当代作曲家的大中型乐队作品因出版难、演出难而不得不投给国外出版商出版。而此次，中国的出版社、乐团、作曲家、院校、媒体联手，平面出版衍生为立体化的系列文化行为。同时，这还是一次意义非同以往的开端，在西方国家音乐生活中已十分平常的作曲家签约、乐谱租赁等合作方式从此在中国起步。人音社将获得授权作品的演出总谱与分谱，租赁给全球各个知名乐团或教学机构使用，中国当代音乐的旋律在世界知名的音乐殿堂内回响。至今，《曲库》中的作品已扩展为49部，一些在国外有授权的作曲家，也将作品在中国内地的版权授予了人音社。中国音乐出版开始在中国音乐家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担当重要角色。

 

辉煌中的人生

 

    继往开来，生生不息，一代代人音人将自己的智慧与才华，注入人音社的辉煌。

 

    在这里工作过的，有音乐理论家赵沨。在人音社酝酿成立之初，他就多方协调，积极促成。出任人音社首任社长时，他还担任着文化部办公厅主任、全国音协秘书长。虽然赵沨在人民音乐出版社工作时间不长，却给大家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一贯装束普通、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而且总是口衔大烟斗，会上会下都侃侃而谈。他常鼓励和教导我们，要多出好书、快出书，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发展繁荣社会主义音乐事业多作贡献。”

 

    著名艺术家钱君匋，是人音社的开创者之一。这位1938年在抗战烽火中创办了“万叶书店”的音乐出版人，新中国成立后，顺应党中央既定的发展出版专业化的方针，接受了音乐理论家、教育家缪天瑞先生的建议，决定把万叶书店的出书范围锁定在音乐书籍，朝着音乐专业化方向发展，他的这一决策，为人民音乐出版社的诞生创造了重要条件。

 

    中国音协原副主席、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获得者、《救亡进行曲》的作曲者、著名音乐家孙慎，从做人音社筹备处主任开始，做过总编辑、社长，如今虽已98岁高龄，仍心系音乐出版事业的发展。创作了《黄桥烧饼歌》《勇敢队》《新四军进行曲》等著名歌曲的音乐理论家、作曲家章枚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中的大部分岁月。《新四军军歌》的曲作者何士德，在炮火连天的革命战争中，用歌声、指挥棒、教鞭，为党为革命立下功勋。和平时期，他参与了新中国电影音乐的奠基之业，建立起具有中华民族特质的电影音乐创作队伍，无怨无悔地将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人民音乐出版事业。

 

    “1980年，肖邦诞辰170周年。儿童音乐编辑部约我写篇纪念文章。文章发表后，我惊呆了，没想到我那篇不像样的文章经编辑部修改之后，完全换了一个样，变得异常精彩，我感慨万分。后来得知是潘奇同志亲笔修改的。这件事给我触动很大，一位出版社的领导，亲笔修改一个普通作者的普通文章，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但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里说到的潘奇，也是人音社最早的创业者，在人民音乐出版社工作了一辈子。写下感慨的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李重光，几十年中，先后把自己的四本著作交给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累计发行200多万册。在编辑和作者之间，这是怎样的信任与托付。

 

    老一代人音人加入音乐出版事业时已是一根根燃出烈焰的薪火，无怨无悔地把自己的光芒汇入人音社的辉煌。在这里工作过和还在工作的更多的人，是新中国专业院校的毕业生，他们投身人民音乐事业，在发挥光热中，成长起来，成为音乐出版的专门人才。

 

    音乐家黄虎威先后在人音社出版过13件书著和作品。“‘文革’后，我先后与多位编辑有联系。其中联系密切的，以时间为序，有秦西炫、陈平、韩建邠、吴朋、童道锦、贺星等编辑，并已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对我的具体帮助和支持增强了我写作的动力和信心。如果没有他们的关心和信任，《和声写作基本知识》《伴奏音型样式》就不会出版；《阳光灿烂照天山》（长笛独奏曲）、《小曲三首》和《嘉陵江幻想曲》也不会出版；《转调法》《斯波索宾和声学教程习题解答》（上册）《简谱入门》就不可能写成，更不用说出版问世。” 黄虎威提到的编辑，有资深的老编辑，也有新人。

 

    “虽然在当下歌唱的天地里，各种别有洞天的美妙歌声如同这多彩的世界一般绚丽缤纷，但我们越来越需要探求更加宽广的音域、更加多彩的音色、更细层次的强弱、更加有致的控制来丰富我们的歌唱，用以表达我们日渐丰沛而细致的情感，这也正是我们创办《歌唱世界》的初衷。”人音社社长莫蕴慧写在《歌唱世界》创刊号“主编寄语”中的一段话，令中国合唱协会理事长田玉斌念念不忘：“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人音社以发展我国的歌唱事业为己任，表现出一种责无旁贷和敢于担当的主人翁精神！从这本精致的杂志中，我们看到了编辑人员白手起家，付出的艰辛和努力！”

 

    一代代人音人身处的时代不同，环境各异，但不曾改变的，是为作者作嫁的无怨，为读者服务的无悔。一个甲子，只是一个驿站。“前行是最好的纪念，继承也是一种前行”，背负着这样的理念，人音人的脚下，将走出更新的步伐。（本报记者 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