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保护“卡”在哪儿

    日前，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后申遗时代就此拉开帷幕。后申遗时代，大运河将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该如何守护大运河，让这流淌的文明继续生生长流？在中国文物学会主办的“中国大运河世界遗产保护座谈会”上，与会的专家学者就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新起点新机遇

    艰难的申遗征途在宣布结果的那一刻圆满结束，但这并非大运河保护与发展的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后申遗时代的号角已然吹响。现代化和城市化对大运河的冲击无法避免，沿岸的自然、生态、人文环境难免被破坏，文化遗产保存状况不甚理想。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是当年大运河申遗的发起人。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他，不遗余力地为大运河的申遗四处奔走呼号。“多年来，我们调查、研究大运河文化遗产，实施文物抢险维修工程，启动环境整治项目，加强文化遗存保护与展示设施的建设。”让他欣慰的是，如今，这一系列行动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

    申遗成功无疑是对这些保护成效、对大运河文化遗产价值和贡献的最大肯定。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彭卿云称赞大运河是“真正的国家形象工程”，申遗是“一项富有远见的遗产保护工程”，必将对中外文化遗产的保护产生深远影响，更颠覆了西方人认为中国不会保护古迹的偏见。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舒乙指出，申遗成功后参照联合国的标准，履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义务，恰恰为大运河的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能在交流中学习借鉴国际上的优秀经验。

新形势新挑战

    真正决定一项世界遗产命运的，不仅仅在于申遗成功的时刻，更取决于后申遗时代对其保护和发展的情况。

    项目本身的复杂是大运河保护的一大挑战。中国大运河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沿线涉及8个省市的35个城市。正如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刘曙光所说：“大运河项目规模庞大，涉及地区和人员众多，涉及的学科和部门众多，尤其是各地区间在经济实力、执行能力等方面差异巨大，难以保证大运河整体保护的效果。”而目前纳入名录中的河段和遗产点只是大运河的一部分，舒乙认为未纳入的另一部分生存现状更不容乐观，后续申遗项目工作如何进行有待深思。

    以何种方式才能合理有效保护亦是不可小觑的挑战。水利部海委漳卫南运河管理局副局长靳怀堾一针见血地说：大运河保护行为中还存在重经济利益而忽视历史文化、过分开发利用破坏生态、申遗过后放松工作导致反弹、基础研究的深度和系统性远远不够、宣传展示不足、难以形成社会共识获得社会支持等诸多尖锐的问题。

    如何巩固大运河申遗成果，以全球视野和标准做好大运河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工作，兑现对民众、对社会、对世界的承诺，无疑是一条漫漫长路。

新举措新未来

    保护与发展大运河，延续千年国脉和流淌的文明，任重道远。专家们不约而同地指出，后申遗时代，要巩固申遗成果，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保护理念。

    单霁翔认为：大运河的保护目的不是单一的，既要给予文化遗产应有的尊严，也要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还要将保护成果惠及民众。他还强调：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是广泛的，文化景观与自然景观、固态的物质文化遗产和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古代的和近现代的、物与人，凡此种种都在必须保护的范畴内，不能顾此失彼。

    中国水利学会常务副理事长顾浩强调，应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尽快拿出总的指导意见和科学的规划，以正确地指引保护与发展的方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文化官员杜晓帆看到了大运河沿线城市和不同河段的差异性：“不能完全按照一个模式来执行，要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分段、分类管理。”“各地可从小处入手，细化出地方性规划，但要注意与总规划、与其他地区规划之间的衔接、协调和配合。”大运河专业委员会副会长谭徐明如是说。

    健全完善大运河保护和管理机制是大运河保护理念得以贯彻落实的保障。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刘庆柱则进而提出：“尽快制定出台专门的保护管理条例和法规，依法落实大运河的保护与管理刻不容缓。”（本报记者 李 韵 本报通讯员 邱明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