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下的李香兰

    2014年9月7日，李香兰，一颗巨星陨落了。不过可以预见的是，她的人生、她的故事将被传布和演绎。事实上，在她生前，一个不断被神化的李香兰已经独立于她而存在了。李香兰神话的源点，大概就在于战争的残酷性与艺术的美妙性交织着，让她在身份认同与爱恨情仇之间苦苦挣扎，也苦了她的歌迷影迷：就在战后的审判庭上，法庭内外的中国人愤怒地声讨为日本人效力的李香兰，检察官也要求判处她死刑，可是谁能否认这些群情激昂的中国人的内心不回荡着《夜来香》与《何日君再来》？就在那时，李香兰吐露，她是日本人。这个身份让她免于被判刑，不过被遣返回日本的李香兰一直没有逃脱和逃避内心的审判。她在担任日本国会议员之后，不辞疲倦地为中日友好奔忙，提醒小泉纯一郎不要参拜靖国神社，否则会“深深地伤害中国人的心”，直至90高龄，一直投身于解决战时从军慰安妇等问题，过着赎罪的后半生。在这里，我依然想从“战争”这一视角出发，来谈谈我对那段历史中李香兰及其同时代人的命运的理解。

    李香兰本名山口淑子，1920年生于奉天（如今的沈阳），父亲山口文雄是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的职员。据说他对自己的身份地位颇为不满，所以把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从小就教她学中文，盼望她长大后成为外交官或者是新闻记者。生性聪颖的淑子于是按照父亲的愿望成长着。

    “满洲国”成立的第二年，1933年，奉天广播电台为了吸引中国听众，策划了一个名为“满洲新歌曲”的栏目，致力于挖掘、整理中国民歌和流行歌曲，作为“国民歌谣”反复播放。能够成为“国民歌谣”的专属歌手的条件非常苛刻：中国少女、识乐谱、能说北京话还懂日语，并且能够跟工作班底进行工作上的交流。然而当时符合条件的“满洲国”中国少女根本不存在。这个时候，13岁的山口淑子出现了。她唯一要做的，就是改掉自己身上的日本色彩，成为一名中国少女。这样，身为父亲友人、亲日军阀李际春的养女，山口淑子摇身一变，成为奉天广播电台的专属歌手李香兰而公开露面。尽管晚年的李香兰在采访中辩解，使用养女的名字是中国常见的风俗，与政治宣传毫无关系，可是李香兰的母亲当初同意她参加广播演出，却有“报效国家”的考虑，或许她本人并没有意识到，是李香兰让山口淑子的命运发生了转折，以中国人的面目投合了日本殖民的需求，在无意间与后者达成共谋。而在此前一年的上海八·一三事变之际，寄宿在父亲的朋友潘毓桂家中、在翊教女中就读的李香兰，就隐瞒了日本人的身份，以潘的养女“潘淑华”的面目出现在当时的抗日游行队伍里。可以推测的是，从小就经常夹杂在中国人里的她一定有过很多这样战栗不安的体验吧。

    其后，在北支派遣军司令部陆军少校和“满映”管理部门的山梨稔的斡旋与恳求下，李香兰又成为“满映”的专属女演员，不久与东京的东宝电影公司合作，之后又打进上海电影界。她主演的“大陆三部曲”《白兰之歌》《支那之夜》和《热沙的誓言》让她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这些作品都是战时的日本作家为实现文章报国，以移民、开拓中国大陆为国家事业进行的创作。李香兰所扮演的，都是一个面对热血沸腾想要雄飞满洲大陆的日本男青年，最初是坚决抗日、后来被男青年的爱情打动，转而倾慕的坚贞、漂亮的中国姑娘。她因此被视为日本政权为使“满洲国”正当化而提出的“日满亲善”、“王道乐土”、“五族协和”等口号的象征性存在。

    《支那之夜》是在日本将其侵略中国的行径正当化的一股风潮中拍摄的。日本的东宝公司在上海拍摄外景时，得到了日本军部与汪政府联手成立的中华电影公司的大力协助，其中用力颇勤的是刘呐鸥等四位职员，为此影片开头的“献辞”中对刘呐鸥等四人特意表示感谢。正是在这部电影的拍摄过程中，李香兰、刘呐鸥暗生情愫。刘呐鸥何许人也？他是1905年出生于台南柳营望族的台湾人，1926年从日本青山学院毕业后到上海谋求发展，1928—1931年，刘呐鸥致力于开设书店、创办文艺杂志和创作小说等活动，1931—1939年，从事经营电影公司、拍摄电影和撰写影评工作，1940年刘呐鸥接任穆时英6月28日被暗杀后空下的《国民新闻》社长一职，同年9月3日，刘呐鸥也被暗杀。次日北京的《晨报》等和上海的各大报纸，《国民新闻》《平报》《中华日报》等都报道了这一重大事件，“宣传部”部长林柏生发表唁电，9月5日《国民新闻》以头版头条刊载汪精卫给刘呐鸥家属的唁电，这些似乎坐实了刘呐鸥是“追随日伪、助纣为虐的汉奸文人”的身份。

    然而就心性而言，刘呐鸥是个缺乏政治热情和政治头脑的人。他当初拍电影，积极提倡“电影是给眼睛吃的冰激凌，是给心灵坐的沙发椅”，与左翼电影人对立。他强调艺术的独立性，声称“要活我自己”。就在他遭到枪击的前一天，仍在积极安排演艺工作，和李香兰约好，打算第二天在南京路的跑马厅对面的派克饭店见面。李香兰如约前往，却始终没有等来刘呐鸥。1941年1月，李香兰到台湾巡演，特意到台南的刘家看望了刘母和他的妻儿，并留下了数张合影。据说，为了避人耳目，李香兰穿着刘妻的外套，从后门悄悄离开。

    李香兰、刘呐鸥的恋情隐如伏流，李香兰直到晚年才开口向人吐露。笔者推测，上海时期的刘呐鸥因为在国籍上属于日本人，身在大陆的他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长期以福建人自居；而李香兰在事业的鼎盛期也一直以中国人示人，尴尬的政治身份或许让他们惺惺相惜。一位明星，一位导演，二人都极具艺术天赋，都对政治愚钝，却都因为艺术逐渐接触政治权力，在为国家电影宣传的时空背景下交往、爱上彼此，最终无法“活我自己”。在日本支配的殖民地里，殖民资本所带来的现代性，为这些特殊身份的人提供了寻找自我的资本；与此同时，殖民统治却又使他们成为没有国旗的人，而走向对日协力的道路，这是历史的悲剧，我们唯有避免战争。

    （陈言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