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沟流月去无声

    尽管对张贤亮患病早有耳闻，尽管对他难以康复的病情也有思想准备，但听到他真的告别人世的消息，我还是感到震惊、遗憾、惋惜。与张贤亮交往的一些往事，也像过电影一样浮现在眼前。

    我是在张贤亮成名之后很久才与他有正面接触的，而与他的第一次接触，并不是为他锦上添花、“歌功颂德”，而是专门“找茬”，让他回答社会的质疑。

    1980年前后，我就读过他发表在《宁夏文艺》（文学刊物《朔方》的前身）上的小说《吉普赛人》《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在这样的春天里》，不仅对他的小说印象很深，而且对他本人也充满敬意。所以，对他的首次采访，我也做了充分准备。

    那是在1988年，宁夏为庆祝自治区成立30周年要拍摄一部献礼影片。在许多人参与剧本创作均不理想、而时间又很紧迫的情况下，有关负责人不得不请已经颇负盛名的张贤亮亲自出马。张贤亮临危受命、仓促上阵，很快便拿出了剧本《我们是世界》，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个电影居然失败了，总共放映不超过10场，社会各界对此议论纷纷。电影有什么问题？该吸取哪些教训？这些都是社会各界所关心的。当时，我当记者只有3年多时间，虽然经验不足、水平有限，但还是壮着胆子想啃下这块硬骨头。出乎预料，我的采访竟然很顺利。我至今还记得张贤亮接受我采访时的豁达。他既没有拒绝我的采访，又没有为我的采访设限，更没有对我写稿提出任何要求。当这篇有点锋芒的稿件见报并产生较大社会影响时，张贤亮并没有向我表示任何不满。相反，他还因此对我产生了信任。他向我透露了近期文学创作的情况，使我得以在1989年3月13日的《光明日报》上发了一篇独家新闻：张贤亮新作《习惯死亡》将出版。

    因为我所在的光明日报宁夏记者站就在自治区文联的后院，有时会与张贤亮不期而遇，他便主动与我聊上几句，提供一点新闻线索，有时也会对一些社会问题谈点看法，希望我给予关注。

    20世纪90年代初，主要外景取自宁夏的电影《红高粱》在德国柏林斩获大奖。在此前后，到宁夏拍电影、电视剧的剧组也不少。我觉得这是宣传宁夏的好题材，便在1992年的10月和11月分别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发出两篇报道：《红高粱“红”了镇北堡》《影视界看好宁夏“外景地”》。当时的镇北堡林草试验场场长袁进琳受到启发，就此提出恢复景点发展旅游的建议，得到很多单位的响应。在具体筹划过程中，大家一致认为，此事必须发挥名人效应，非请张贤亮出马不可。张贤亮果然不负众望，让两座废弃多年的明代古城堡“摇身一变”，变成如今几乎所有到宁夏的游客都必看的“西部影城”。

    尽管是由张贤亮挂帅，尽管张贤亮的能量和影响力很大，但西部影视城的建设并不是一帆风顺。有一天，张贤亮亲自拿着几份材料来到记者站寻求帮助。原来，住在旧城堡里的几个放羊户说什么也不肯搬走，堡里面飘着一股浓浓的羊粪味。这倒还在其次，最让人苦恼的是，前来拍片的剧组常常受到这些住户的干扰，只要镜头在他们门前晃过，就得交钱，不给钱就不让拍摄。说到这些情况时，张贤亮也是一脸无奈。他希望借助舆论的力量，让这些住户尽快迁出。对张贤亮的要求，我给予充分的理解，也尽力做了一点可能没起什么作用的工作。令人欣慰的是，经过张贤亮的不懈努力，包括几群羊在内的镇北堡内的所有“居民”最终还是全部搬出去了，镇北堡里的羊粪味也几乎闻不到了。

    2012年11月，一条“张贤亮包养5个情妇”的谣言在网上疯传。在本报总编辑何东平的支持下，我对张贤亮进行了采访并作出公开报道。此前，已有多家媒体记者要采访张贤亮，多被他拒绝了。当我就此提出采访要求时，张贤亮欣然同意。记得他当时对我说：“我对这类低俗化倾向深感忧虑，特别是网络上弥漫着一种戾气，而少数人对他人‘隐私’的过度关注又为此推波助澜，这很可怕，也很可恨。”记得我当时没听清他说的“戾气”，就问了一句，他就耐心地解释这两个字如何写、是何意。这次采访我们谈得很融洽，我了解到希望了解的一切，随后便写出报道《年过七旬笔耕不辍 躺着中枪令人关注 张贤亮潜心创作“平面”与“立体”文学》。这篇“以正视听”的报道见报后立即被各大网站、报刊转载，事态也迅速得到平息。4天后，我又就此发表一篇评论《莫让谣言愚弄社会舆论》。有人说“庄电一给张贤亮解了围”，也有人指责我不该写这样的报道，有人甚至怀疑我从张贤亮那里得到了多少好处。事实上，我在采访后再未与张贤亮有任何联系，我甚至没有打电话告诉他发稿的情况，只是听自治区文联的同志转告，张贤亮看了报道很高兴。

    今年早些时候，我听到张贤亮患病的消息，决定作一篇长篇报道，给病中的张贤亮一点精神安慰，我的想法得到报社领导的支持。为了不打扰病中的张贤亮、不让他产生误解，我只好进行外围采访，甚至没有与他面对面，也没有向他透露采访的信息，我甚至在报道中只字不提他的病情，以防引来各种猜测和干扰。我很庆幸，这篇题为《张贤亮：好大一棵树》的长篇报道以整版的篇幅，赶在8月8日见报。不知病中的张贤亮是否看到，是否从中获取了一点精神安慰？作为与张贤亮相识近30年的记者，我能在他在世时推出这篇报道，还是感到一点欣慰。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张贤亮，这位原籍不在宁夏的著名作家，在宁夏书写了自己人生的华丽篇章。如今，他永远离开了宁夏，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人民，但他对宁夏文学事业的影响、对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还将继续。（本报记者 庄电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