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产城融合

    ■演讲人：刘士林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法华镇校区 ■时间：2014年5月

“产城融合”：问题的背景与真实性

    任何问题的出现，都有特定的背景和原因，也存在真实和虚假的问题。背景有大有小，有历史和当下之别，原因有简单有复杂，也有内外之分。真实性首先要追问的是“真问题”还是“伪问题”，确定了真伪以后，还有时间上的阶段性和空间上的范围问题，即一个问题在什么阶段、什么地方才是真实的，也就是说，一旦脱离了某些具体的时空条件，这个问题很可能就不再具有讨论和研究的价值。此外，在有媒介社会之称的当下，还要关注的是“叙事的真实”和“客观的真实”的区别，即很多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话题，它本身究竟是现实的真实反映和再现，还仅仅是各种“好事者”制造的“话语游戏”。以上这些，是我们在今天讨论任何一个话题都困难重重的根源。“产城融合”在当下已是一个焦点性的公共问题，要想真正走近这个话题背后的客观事实，首先也要追问的是“产城融合”问题的背景与真实性。

    抛开“睡城”“钟摆式交通”“人气低迷”等“表象”，“产城融合”问题在深层揭示的是，作为城市经济功能的“产业”与城市政治、文化等主要功能之间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不平衡和不协调。我们知道，城市是天生最活跃的经济体，它特有的永不休止的“浮士德精神”在外化过程中，必然要与城市的其他方面，如空间、居民、社会和文化传统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个问题和矛盾并不始于今日。芒福德在谈及工业革命对中世纪冲击时曾指出：“城墙的拆除，不仅仅是拆除了一圈墙，它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和象征。”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这样描述19世纪末的伦敦，“全市人口的六分之一生活极其凄惨，属于赤贫阶层。很多人的住房没有水，没有光线，甚至没有玻璃窗。发病率和死亡率高得惊人。”马克思本人也曾指出：“就住宅过分拥挤和绝对不适于人居住而言，伦敦首屈一指。”在1865年关于伦敦公共卫生的一个调查报告中，还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把伦敦和新堡的许多地区的生活说成是地狱生活，也不算过分。”虽然近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但是很显然，在人类进入城市世界的今天，由于城市的人口激增和经济震荡，这一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尖锐和突出。

    对于中国而言，由于人口规模大和经济发展速度快等特点，城市经济功能与城市空间、社会和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更加激烈。同时，对于城市化本身的认识过于浪漫和脱离中国实际，导致了对这个进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在心理准备上严重不足。就前者而言，在我国新城新区的规划和建设上，最早一批新城主要是各种工业园区，各地政府急于投资建设工厂，拉动地方经济增长，很少考虑居住、交通及其他公共服务配套措施，这些新城很不适合人生存，是因为它一开始就没有考虑那么多。城市规划落后于产业规划，出现了交通拥堵、睡城等越来越严重的城市病。就后者而言，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理想，到我国提出“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当然都是正确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和客观看待这一历史进程。对此一个基本的理性判断应该是，由于农业人口基数大、工业化程度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长期亏欠等，我国的城市化肯定不会一帆风顺，也必然要经过艰苦的奋斗和巨大的牺牲才能实现。而不是蓝图一设计描绘出来，就可以立竿见影地成为现实。当下对产城融合问题的很多愤激言辞，都和这种先入为主的浪漫主义观念和思潮密切相关。现实中各种突出问题和过于理想的价值标准反差太大，使人们很难准确和客观理性看待包括产城融合在内的所有城市发展问题，硬要拿“镜子里的烧饼”来充饥，这使一些本来很正常的问题变得不正常，本来凭借常识就可以理解的问题，在借助了很多知识手段后反而陷入了“你不说我还清楚，你越说我越糊涂”的症结所在。

文化问题：“人行啥都行，人不行啥都不行”

    “人行啥都行，人不行啥都不行”。这是我们在中原经济区调研时一个基层干部的表白。在谈到中原地区和沿海地区发展差距时，和通常见到的各种论调不同，他认为主要是人自身的观念、素质和能力问题，而不是政策、环境、资金等。因为事实是，不是缺少好的政策而是“好的政策不能落地”，不是缺少建设资金而是“钱花的不是地方”。这就把问责最终深化到了“人本身”，落到了文化问题上。

    人的“行不行”，本质上是个文化问题。受传统实用理性和近代功利主义的双重影响，我们已经习惯于这样一种文化反应模式，就是一遇到问题，不是想办法解决，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找替罪羊”上。这种模式属于政治-伦理价值判断，而不是客观-知识理性判断。它研究现实的目的不是“求真”，而是要找一个导致现实失败的“道德主体”，以推卸自己的责任。不管什么事情，只要找到了“替罪羊”，就以为完成了对现实的批判，就以为解决了现实中令他万分痛苦的矛盾。

    以国际化大都市为例。前一段时间，不少媒体就我国183个城市提出规划和建设“国际大都市”提出激烈批评甚至全面否定。这种言论和思潮的主要问题表现在这样几方面：一是这并不是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客观描述和真实状况的总结，实际上从2004年开始，很多城市就开始有意识地走出“同质化”的误区，如提出“宜居城市”“文化城市”“生态城市”“设计之都”等。即使是在国际大都市这一发展目标内，也开始出现“差异化”和“个性化”的新思路。如西安定位于建设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性现代化大都市，大连定位是国际航运中心，宁波定位于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等；二是这种鲁莽的道德批判没有找到影响中国城市发展的真实原因。真正影响中国城市发展的，并不是“国际大都市”或其他什么类似的概念、口号，而在于中国城市自改革开放以来选择的经济型城市化模式。经济型城市化是以GDP为中心、一切服从于发展经济生产力的城市发展模式。这一城市发展模式可用芒福德的“罗马化”来概括，即城市什么都要最大，比如要有最高的大楼、最大的百货公司、最大的文化产业园区，甚至是最大的大学、最大的图书馆等。特别是很多城市为了追求最大，完全不顾城市的承载极限和普通市民的感受，使我们的城市始终处在一轮比一轮更激烈的“城市大跃进”中。这才是中国城市普遍出现规模失控、结构失衡与功能失调的根本原因。只要这种以GDP为中心的经济型城市化模式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不管过去打着“经济中心”“国际大都市”，还是现在打着“文化大省”“文化强省”或“生态城市”“宜居城市”的口号，结果都是“换汤不换药”，也不可能解决现在越来越严重的城市病。三是既不可能了解国际大都市对中国的真实价值，也不知道到底要清算的真正对象是谁。“十七大”以来，“城镇化”和“国际化”正式进入国家战略体系，“国际大都市”对内承担着引领、辐射、示范和率先发展等艰巨使命，对外面临着探索、开拓、深入旋涡中心和争取民族话语权的重要任务，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改变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穷过渡”思维与发展模式。在现实中当然会有规划超前、不切实际的“国际大都市”，但决不能因噎废食，否则就会自毁中国城市化的中流砥柱。所以在当下最应该做的，不是因为一些城市规划的失误和问题去否定“国际大都市”本身，而是应该“恩怨分明”、分层处理和分别对待，把那些名不副实、投机取巧乃至偷梁换柱的“伪国际大都市”，与实至名归、“踏踏实实做事”的“真国际大都市”区别开，使后者在获得更多的现实资源的同时，也能有一个良好的社会与舆论环境。

    以新城新区为例，最近一个时期，关于“很多新城是鬼城”的观点十分流行，并由此导致对政府“造城”的全盘否定。但据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的《中国鬼城案例库》，现在被反复讲的鬼城在15个左右。同样依据该研究院的《全国新城新区数据库》，我国广义的新城新区有2957个，去掉各种功能单一的工业园区、大学园区、科技园区、居住小区后，狭义的新城新区仍有545个。比较一下，不难得出，我国“鬼城”现象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严重。这也主要是因为急于“找替罪羊”的文化反应模式在作祟。正如所谓“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判断一个新城新区是否属于“鬼城”，至少要等上三到四年。以2011年被称为中国最大鬼城的“郑东新区”为例，现在已是车水马龙、人流如梭，甚至是“到处堵车”。而20年前的浦东新区，一到晚上同样也是一片漆黑的“鬼城”。更重要的是，在各种急于全面否定新城新区的喧哗中，人们似乎很少思考一个常识性问题，如果不建新城新区，仅凭老城区的“修修补补”，如何容纳近20年来我国城市人口和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如果没有这些发展，人们的生活难道就会更美好吗？

    像这种“人行啥都行，人不行啥都不行”，属于从主体出发，从人自身、从自我做起。与单纯指责地方政府或房地产企业等完全不同，尽管这是一个普通人的直觉，但从现代性、现代主体建构的意义上看，却比很多西方理论——哪怕是什么诺贝尔奖的得主具有更高和更重要的中国意义。它以不自觉的方式接近了康德那种真正的实践理性，而完全不同于“找替罪羊”的文化反应模式。康德在谈道德实践时曾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如果一个人违背了道德原则，那么应该受责备的都是人本身而不是环境和条件。按照这个思维，我们的城市搞不好，每一个人都难辞其咎。而现实中遭遇的雾霾、食品安全等困境，也正如《圣经》所说：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在为每个人敲响。尽管你可以“动不动就炮轰”，或者再找一个新的什么“替罪羊”，但如果人的观念、素质和价值问题不解决，即使有世界一流的城镇化战略规划与蓝图，也还是很难想象最后会建成什么样子。

    人是城市的永恒主题，人的素质就是城市的素质，人的命运就是城市的命运。产城融合的关键也在这里，模式设计、制度管理、舆论监督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有没有素质适合时代要求的规划者、建设者和施工者。这是因为，市场、政府和市民都不是空洞的概念，也没有理想的存在，它们都是由具体的、活生生的、有时很聪明有时很愚蠢、有时很灵活有时很固执的“此在”组成的。“此在”是个存在主义哲学概念，意思是“这个个人”或“这个在时间中出场的人”，也就是每一个生活在城市中，像刘震云、池莉笔下的那些浑身散发着人间烟火或人的感性欲望的存在者。目前，它们相互排斥、很难形成合力，是中国城市化分外艰难的深层次原因。要改变这种矛盾现状，不应该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而是应该通过文化建设，特别是符合城市化需要的新文化建设，全面提高每一个城市阶层及个体的文化素质，这是比户口、公共服务等更深层次的人的城镇化问题。因为真正的“强”，从来不是物质和资本，而是有没有罗曼·罗兰所讲的“心灵的英雄”。只有培养出一大批适应当代环境和发展需要的“城市人”，才能使政府、市场和文化从“各奔东西”“各打各的算盘”的“三驾马车”，变成朝向一个方向和目标的“三套车”。甚至还可以说，如果人的素质高了，就是制度设计差一些、不合理一些，也没有太大关系，这并不会影响中国城市化的大局。

谁之过：政府还是市场

    但是既然出了比较严重的问题，直接影响到很多人的切身利益，接下来当然是查摆问题和“问责”。

    现在的主流声音是把一切责任都归于地方政府，认为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的驱动下，把城市化的决策、规划、建设等变成了单纯的追逐政绩行为，导致了有城市无产业、睡城、鬼城等问题的根源。这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我国的城市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由政府主导的，城市发展的主要资源如土地、财政、项目审批等，也主要掌握在政府手里。就此而言，城市建设出了问题，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发展决策部门当然难辞其咎。但这种说法也过于简单化，因为他们不懂得，城市建设本身是一个巨型复杂系统，既有冲在前台的主角，也有幕后的导演和编剧，既有各种“阳光下的利益集团”，也有暗中操作的“影子集团”，因而，把无比复杂的城市发展问题归结为某一个阶层或集团，这是狭隘和片面的。如何做到对症下药，还需要做细致的分析和诊断。

    不要说整个城市化，就政府内部而言，在城市决策过程中也是十分复杂的。如被很多媒体都报道过的因缺乏深入调研和民主决策而形成的“一把手项目”，一旦城市出了问题，起决定作用的“一把手”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这个决策过程实际上也是很复杂的，因为“一把手”并不是一个“孤独的存在”，不仅深受当今世界、国家和地方的各种人物、思想、言论、建议的影响，也和他“身边的人”如秘书、开发商、评审专家及各种办事机构等相互缠绕在一起，“一把手”在本质上可以界定为“一个地方全部复杂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对城市建设而言，首先是战略、规划做得好不好，其次还要看具体执行情况怎么样。有时候，不好的规划在执行中由于受到各种因素影响，也会“歪打正着”，有时很好的规划和决策，在具体执行中也会因为“和尚把经念歪”而功亏一篑，由于这些实际情况和经验，简单地把城市建设归结为某一阶层，是相当肤浅和表面化的。

    但责任还是要分主次的。就我国的城市建设而言，至少存在着两个强有力的主体，一个是被顶在风口浪尖上、经常被卖了还帮别人数钱的地方政府，另一个是很多学者过于美化、实际上多半只知道唯利是图的市场和企业。这就牵扯出另一个“影子”主角，主要是搞房地产商群体。这是一个参差不齐、有时起很好的作用，有时又会以各种方式充当“山中宰相”或“影子政府”的集团，他们既有不得已的苦衷，也有可恨可恶之处。这个阶层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扮演了十分复杂和多面的角色，几乎每一个市长都整天被一大堆房地产开发商围绕着。但这也不能导致把罪责都推到开发商头上，以为是无奸不商的企业绑架，带坏了政府。因为中国的城市化主要是政府主导，商人们并不能按照西方比较规范的市场原则来开发，而是必须用各种方式和政府形成一个共同的利益集团，否则就难以生存下去。当下产城融合得不好，与这种独特形态密切相关，如果要问责，至少应该把地方政府和城市开发商一起拷问。把账单记在单个每一方，都是不公平和不负责的。

    以产城融合为例，这实际上也与政府在市场化中让渡出很多传统势力范围有关。比如有一段时间，不少专家都全盘否定“单位制”，单位制的主要空间形态是前面办公，后面生活，不少人认为这是封闭和不开放，不符合市场规律的，而现在的职住分离、交通拥堵、看病难、接送孩子麻烦等，和单位制空间形态的解体、单位不再大包大揽不能不说没有关系。所以，把现在的交通、公共服务全都说成是政府的问题，也是有问题的。比如城市地下设施建设，大家都痛斥“今天你把马路挖开，明天我把马路挖开”，就是因为市场开发不会像单位制那样“大包大揽”而造成的。

    把城市问题全部归罪于地方政府，主要问题是头脑中的市场万能论。它的理论基础是“以否定国家干预为核心内容”的哈耶克主义。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分析得比较透彻。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西方各国政府以哈耶克主义为指导，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削弱国家干预，强化市场调节的措施，如推行国企私有化、放松金融管制等。然而，哈耶克主义并没有给西方国家带来长期福音。随着市场自发作用的加强，西方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和矛盾不断显现和激化。具体表现为实体经济不断萎缩，政府靠债务维持公共支出背上沉重包袱，国家竞争力锐减，外贸赤字不断扩大，最终酿成2008年的金融危机及其后的欧债危机。”“但这样一个理论现在却被一些人当宝贝一样在中国到处兜售。他们宣称国企占有优质资源却效率低下，缺乏创新精神，要求将国企私有化；片面夸大所谓的企业家精神，认为企业家赚钱了是企业家有本事，亏本了是政府政策误导所致，主张只有市场才能有效配置资源，政府的任何干预都是乱伸手；为私人资本控制社会资源、绑架公共权力、蚕食公共利益的行为鸣锣开道；极力美化和兜售已经千疮百孔的美国模式，肆意贬低和歪曲中国道路。这些主张貌似前卫激进，其实就是哈耶克主义的翻版。”

    当然，完全否认哈耶克主义，可能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一个时期以来，由于政府干预太多，导致的问题和矛盾同样突出，这是我们在当下要深化改革的主要原因。但必须说明的是，我们把中国的城市化称为“中国式城市化”，与欧美城市化不同，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是推进中国城市发展的核心机制。它的进程和机理尽管复杂，但最突出的特点是政府和市场根本分不开，更不是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做简单的选择判断，这也是我们用一般的经济学原理、行政管理学知识很难正确认识和找到“产城融合”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实际上，如何建好中国的城市，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就是李克强总理科学表述的：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于解决“产城融合”问题，也应该遵循这一基本原则。必须看到的是，在经济自由主义的弊端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凸显的当下，由政府和市场共同主导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具有容易控制和发展更均衡的优点。

    （刘士林 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主要从事城市科学、文化战略研究。兼任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负责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城市群蓝皮书》主编、《中国城市科学》集刊主编，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行政文化委员会理事、中华美学学会理事、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等高校客座、兼职教授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大项目、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上海市政府及国内省市委托项目多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