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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赶上和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西方生活20余年，走访100多个国家，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张维为，在新著《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上海人民出版社）中，通过对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的全面比较，总结了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成功之道和基本特征。日前，张维为围绕此书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根据您的观察，中国模式对西方模式的超越体现在哪里？
张维为：从我的亲身经历说起吧。1985年，我作为翻译随中国领导人出访美国。我们刚抵达芝加哥时，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新鲜，从高速公路到超级市场到摩天大楼，都是很开眼的东西。当时，中国领导人与美国的政界、商界人士会见，常会涉及美方到中国投资的话题。如今将近30年过去了，美国的州长、市长们似乎都在找机会往中国跑，希望中国去他们那里投资。
几个月前，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与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共同举行了一场关于中国模式的研讨会，不少西方学者还是习惯地指责和质疑中国政治制度。我很坦率地告诉他们：今天的中国的经济规模，基本上是每三年创造一个英国，过去十年，我们创造了三个英国。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模式都是不断与时俱进的，我估计我们不久将每两年就创造一个英国。
其实，中国模式对西方模式的超越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上。因为西方是非常大的一个板块，我在《中国超越》中将重点放在对美国和美国模式的超越上，探讨了中国对美国在经济总量、百姓资产、社会保障、科技创新、制度安排、政治话语六个领域的超越。在这些领域，我们在不少方面已经超越美国，在许多方面不久将超越美国，在另外一些方面，通过继续不断地努力，最终也可能超越美国。
中国的模式虽然还有不少问题，还在完善之中，但我们可以对这些问题进行横向的和纵向的国际比较，并得出一些审慎而全面的结论，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说清楚，最终也都有解。
记者：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与当下中国的快速发展有何关系？
张维为：我认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是五千年连绵不断伟大文明与超大型现代国家的重叠。中国“文明型国家”可以概括为“四超”和“四特”，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这些特征都包含了传统“文明”和现代“国家”的融合。
因此，中国的发展有自己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中国历史上长期领先于西方，过去两千多年，中国在至少3/4的时间内是领先西方的，这也是我新书副标题所讲的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中国当时的这种领先有其深刻的原因，我称之为“原因一”。18世纪开始中国落后了，错过了工业革命，有其深刻的教训，但是过去60多年，特别是过去30多年，中国又通过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赶了上来，并正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最终将实现对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全面超越，这也就是我讲的“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中国今天的这种迅速“赶超”也有其深刻的原因，我称之为“原因二”，而“原因二”和“原因一”之间是有继承关系的，这就是“文明型国家”崛起的逻辑。
记者：对于构建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中国超越》有什么新的尝试？
张维为：这些年海内外那些唱衰中国的观点，基本上都源于“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及其衍生出来的“历史终结论”。“历史终结论”是社会单线演化的哲学观，它把世界看成是一个简单地由落后向先进的单向度演变的进程，认为人类发展到了西方政治经济模式，历史就终结了，西方模式代表了人类最先进的成就。中国今天的发展让我们能更加自信而客观地审视这些观点，指出其错误和荒谬之处，从源头上反思“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同时我们还要建构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把中国的事情说清楚，对国人说清楚，对世界说清楚。
与“历史终结论”的逻辑不同，我提出了“文明型国家”的逻辑，我认为，社会发展从来都是多元复合的，各种发展模式从来都是百花竞放的，他们可以互相竞争，也可以互相借鉴，甚至你追我赶，超越对方，整个人类历史就是这样一路演变和发展过来的。我们不再仰视西方，当然也不俯视西方，西方还是有不少地方值得我们学习，但西方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引以为戒。我们可以平视西方，平视才能看得清楚，看得准确，才不会被别人随便忽悠。
中国正在探索全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并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将继续借鉴世界各国的有益经验，但不会失去自我，不会失去中国自己的许多优良传统。中国人今天进行的探索必将为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未来发展作出弥足珍贵的贡献。（本报记者 杜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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