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秀,1934年1月生于天津。1953年被选拔到中央体训班,1954年随中国青年足球队赴匈牙利学习、训练。1957年,参加世界杯足球预选赛,同年获运动健将称号。1965年任国家足球队教练,1978年起任国家足球队副领队兼教练,1981年获国家级教练称号。1988年至1996年任中国足协副主席。第一届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我是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补选上的全国人大代表,听说还是由当时兼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同志提名的。在一届全国人大中,仅有一个运动员代表名额。1954年,我国优秀游泳运动员吴传玉当选为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他是新中国第一个在国际比赛中获得金牌、让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国际赛场上高高升起的运动员。但是在参加完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吴传玉在去匈牙利学习途中因飞机失事而遇难。1956年6月,我被补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当接到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通知时,我真的不敢相信。在我的心目中,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都是国家有功之臣、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如郝建秀、梁军、王崇伦、孟泰……而我只是一名足球运动员,足球是集体项目,我一个人怎么敢承担这么高的荣誉。后来我明白了,这不是个人的荣誉,是要我代表足球界,代表运动员来参与决定国家大事。记得当我说自己不够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时,有个代表对我说:“你要想的不是够不够当代表的问题,而是如何当好代表的问题。”这句话对我起了很大作用。
我记得第一次参加大会是在中南海的怀仁堂。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只有1000人出头。怀仁堂很小,也只能容纳1000多人。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当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入场时,全体代表都站起来热烈鼓掌。当军乐队奏响国歌时,我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热泪盈眶。我是工人子弟,在旧社会被人看不起。解放了,工人当家做了主人,我才能和国家领导人一起讨论国家大事。
一届全国人大期间,我在福建省代表组,因为吴传玉祖籍是福建省,我是吴传玉去世后补选的代表,所以一届全国人代会期间我也被分在福建省代表组参加审议。记得福建省代表组共有18人,其中包括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张鼎丞,善良、和蔼可亲的老作家谢冰心,老红军出身、朴实热情的司令员刘永生。一届全国人代会期间,代表们白天主要讨论国家建设和经济计划等国家大事,晚上很多代表都喜欢到我的房间来,听我讲运动员的生活、训练和比赛情况。
我在一届全国人代会期间提出过两个建议案:一个是建议创办《体育报》,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专门报道体育新闻的报纸。我刚从匈牙利回国,他们国家不但有《体育报》,还有《足球报》。我看到这些报纸很受老百姓欢迎,从中受到启发。我提出建议不久,《中国体育报》开始试刊,1959年正式出刊。另一个建议是在首都建一座至少能容纳5万名观众的体育场。当时北京的先农坛体育场只能容纳1万多名观众。后来我知道国家已经有了建一个更大的体育场的规划。1959年工人体育场建成,可容纳10万名观众。
我连任了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人代会期间,我都在辽宁省代表团。二届全国人大共开了4次大会,三届全国人大只开了一次大会。每次大会的证件我都保存着。每每回顾这段经历,我都心潮澎湃,足球运动员的身份实现了我年少时为祖国争光的梦想,而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则成就了我毕生为人民履职的光荣。
(本报记者殷泓、王逸吟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