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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1936年11月，西安事变爆发前后，西安全城到处可以听到《松花江上》歌声。后来，这首歌曲又迅速传遍全国。
“这首哀婉悲愤的抗战悲歌，曾那样广阔地回荡于满目疮痍、战火燎原的中华大地，闻听此曲，多少人或思乡情切泪如雨下，或转战千里奔赴战场，这首歌对于当时寇深祸亟、灾难频仍的中国，对于辗转于水深火热中的亿万苍生，所起的那种唤起、激励作用，任何人做任何想象也不为过。”著名作家高建群说。
“这是一首满怀离乡之思、国难之痛的悲歌，歌词中的‘我’的遭遇实际就是全体东北人民的遭遇，因而足以使每个中国人为之动容。该曲采用尾声的二部的曲式结构，旋律以环回萦绕，反复吟唱的方式引伸展开，悲愤情绪的积聚在歌曲的尾声形成爆发性的高潮。《松花江上》发表后，强烈地触动了中国人的亡国之痛，歌声所至，莫不唏嘘，成为中华民族刻骨难忘的抗日歌曲之一。”陕师大附中教师韦成枢说。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松花江上》并非产生于东北，而是诞生于西安。1936年秋，时任陕西省立西安二中（今陕师大附中前身）国文教师的张寒晖，在西安创作了这首著名的抗战歌曲，瞬间便唱响古城，然后传至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陕师大附中高级教师、历史教研组组长韦成枢说：“那时候，张寒晖经常在课堂上向学生讲述东北危机、华北沦陷的情况，每每提及国难当头，常常满脸悲愤，不能自已。”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1935年，十余万东北军被调至陕甘两地，拖家带口，愁容相对，乡音一起，一夜征人尽望乡，而那是个什么样的家乡呢？那是一片遭受侵凌的故土。广大东北军将士渴盼早日打回东北，赶走日寇，重返故乡，古城西安街头，拥塞着成千上万愤怒的东北军官兵和无家可归的东北难胞。时年30来岁的张寒晖，与东北军官兵及其家属、子弟的朝夕相处，深刻体会到埋藏在他们心底的亡国之恨和丧家之痛，终于以不可抑制的强烈激情，谱写出了《松花江上》，唱出了那种深重的民族创痛，感人肺腑，不久便唱遍全国。
“春暖寒晖下夕烟，松花江水去潺潺。心声岂止三千万，一曲哀歌动地天。”著名诗人萧军曾这样悼念张寒晖。民族苦难血泪中浸泡而出的《松花江上》，的确是一曲哀歌，催人泪下，使人奋起。
“《松花江上》的流传绝对不是偶然的。它的歌词通俗易懂，它的旋律容易上口，最重要的是它与时代息息相关，反映了时代与人民的呼声。”陕西音乐文学学会会长党永庵说，《松花江上》以其悲怆激荡的音符，永远留住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留住了民族的辛酸血泪。“松花江”是当时祖国山河的代称与象征，《松花江上》震撼、振奋了多少人，多少进步青年唱着这首歌奔向战场。民族心灵的创痛，悲凉愤懑的气氛，那东北沦陷的痛苦，多少年后仍令人闻曲悲叹、感发兴起。《松花江上》的旋律，将永远激荡在民族的心灵史上，成为那段血与火岁月的印记，使我们激愤，使我们叹惋，使我们清醒，使我们奋起。（本报记者 杨永林 张哲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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